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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西学的萌芽与书院的悄变（第3页）

中国的书院与一般官方和私家的学校不同，它们实际上是某种学术研究院，具有不拘一格的自由讲学和讨论气氛。

有清以来，汉化的统治者有心也有意将书院变成了预备科考的进修所，在他们的授意下，书院逐渐变成了半官方的，由地方官支持。

肆业其中者，每月均有津贴（月饷），每月考试，内容与科考相衔接，无非是四书文与试帖诗，优者有奖银。

这样一来，书院的读书与研习就染上了强烈的制艺气味，有的时候，书院士子们更热衷的并非“圣贤原典”

，而是最近高中的试卷，即所谓“新科利器”

，由此去研究揣摩考官的喜好与时下的流行风气，士子一旦中举，即为肆业。

但是书院毕竟不同于官学，千余年自由讲学的传统，尽管被压制，还是剩有孑遗，书院民办的性质也未由官方插手而根本改变，这样，在急剧变化的情势面前，书院教育体系多少保持了一点弹性。

书院的变化是从鸦片战争前夕开始的，由于感受到了王朝末世的气息，一批士大夫再一次开始痛慨乾嘉朴学专事考据学风，更不屑于帖括制艺之术，开始倡导经世致用的实学，开此风气者，既有学者如包世臣、徐松、魏源、张穆、姚莹等人，也有名重一时的封疆大吏，陶澍、阮元、贺长龄、林则徐等人，风气所及，既波及到在朝的部分有志之士，也影响到书院的山长与士子。

1824年，时任两广总督的阮元在广州创设学海堂书院，这位编纂过《畴人传》（即自然科学学者传记）的名臣，将经世学风带进了书院，学海堂开始讲授经诂实学而不课八股。

鸦片战争以后，特别是太平天国之后，脱离现实的考据学风进一步受到抨击，讲求实学进一步在相当一部分有志之士中流行，研究边疆史地，探求河工、漕运、农政等实务，留心天文算学和西方情势。

风气所被，一些讲求实学的书院先后兴办，以三鼎甲入翰林，放过学政，当过考官，名符其实的儒臣张之洞在四川创立尊经书院（1875），在广州创立广雅书院（1887），在武昌创立两湖书院（1890）。

一个比一个实学色彩浓，到了张之洞大办洋务的两湖时代，两湖书院的实学已经开始由传统的天文算学等向地理、测量化学、博物学、史略学这样的西学过渡，这个书院，培养出了诸如黄兴、杨锐、唐才常、傅慈祥这样的著名时代先锐。

与此同时，国内其他的书院也或多或少地出现了一些变化。

严修19世纪80年代初在天津问津书院就读，不仅实学，于西学也有问津：“公平日于代数、几何致力最深，至是乃益贯通。”

光绪十五年（1898），张之洞调任湖广总督，上任后发现他昔日的得意门生周锡恩掌教黄州经古书院，课士题目有“显微镜、千里镜、气球、蚊子船等课；时务有拿破仑汉武帝合论、合林考、唐律与西律比较、倡论中国宜改用金本位策。”

结果受到张之洞的激赏。

比较有意思的是，在大致同一时期，一些通商大埠还衍生出了书院的变种——格致书院。

上海最先兴办。

此后厦门（1875）、宁波（1884）随后效行。

格致书院在教学内容上，无异于西学学堂，但体制上却与中国传统的书院相同，由山长总其事，月课自修，有探讨有讲评。

上海的格致书院创建最早。

持续时间最长（1873—1914），前后约四十余年。

在上海格致书院的早期，书院不仅仅是所西学堂，还兼有编译馆和博物馆之用，发行《格致汇编》，向社会介绍西学知识，介绍西方最新科技成就。

设专室陈列西方科学仪器和器物，并加以演示，不仅陈列有天文仪器、地球仪、电报机、铁器汽机、化学试管和照相机，而且还有西方的日用品。

吸引各界人士前来参观。

格致书院的兴办虽然传教士傅兰雅起了很大作用，但设计规划却是由徐寿、王韬操办。

虽然在西学尚十分幼稚的情形下，以书院这种形式来传播西学并不一定合适（刚知西学ABC，何谈研究），但书院来去自由的形式，却给当时羞于以夷变夏的士人一个接触、了解西学的机会，至少他们可以借此机会走马观花式的扫视一下自己前所未闻的新鲜事，而这种机会在那个时代并不是很多的。

一边拼命科考，一边拼命钻研西学，还一边拼命上书皇帝的康有为以一介监生的身份在1891年办的万木草堂，比当时中国任何一处书院都富于书院的传统。

草堂的教育形式是极端复古式的，自由讲授，自由讨论，着重自修，八股试帖在此没有一点立足之地，康有为甚至还领着弟子演习古礼，他们不仅要回到宋代四大书院的风格，而且刻意效法想象中孔子的杏坛。

但是，在教学内容上，却是中西合壁，西学内容之丰富是当时中国任何一所洋务学堂所不能及的，从声光化电到西方史地政艺无所不包，可惜的是掌教席的只有康有为一人，从自然科学教到社会科学及人文学科，结果是程度非常幼稚。

尽管万木草堂的西学不过是幼稚园的水平，但书院这种教研形式，的确很能开启心智，培养能力，结果数年之间就培养出了一批能干的改革人才。

西学在中国的萌芽和书院的悄然变化，标志着在西方的压力面前，在中西文化激烈冲突的情形下，中国士林出现了一些前所未有的新东西。

不仅在洋务学堂和教会学校读书的那些不被士人认可为“士”

的新读书人中有人掌握了中国几千年的文化典籍中所没有的新知识，这种新知所物化的巨大力量，已经令这个古老的帝国感到了空前的震颤，而且那些正经八百士人中也有人开始认真地放下文化虚矫的架子，力图从西学中汲取力量。

西学开始化为一种新的的文化资源，虽不足以安身立命，却可经世致用。

应该说，直到甲午战争为止，士林的这种变化是微小的，但是这一点点变化已足以表明，进入近代以后，不论士人们怎样迟钝和夜郎自大，士林已经不是全部意义上的传统士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