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手机浏览器扫描二维码访问

六上书言事与民主议政（第3页）

见到徐桐之奏，马上亲笔下朱谕，不经过军机处直接将礼部六部堂尽行革职，同时嘉奖王照“不畏强御，勇猛可嘉”

，赏给三品顶戴，以四品京堂侯补。

这次“龙颜大怒”

，礼部六部堂纱帽尽落，是百日维新以来，光绪唯一的一次未经请示西太后就自行作主的重大决定。

事实上，这次似乎过于严厉不分主次的严谴，不仅令西太后更加不快，也增加了一些人认为光绪年青不稳重的印象。

但是出于集思广益，了解民情的迫切需要，光绪如此做，又是无可厚非的。

不管怎么说，通过这次处理礼部六部堂，就像打了一支兴奋剂一样，马上，臣民，尤其那些地位低下的人们上书言事的骤然增加起来。

不仅各衙门的京官纷纷上书，各地的官员和士人甚至稍通文墨的三教九流，都将上皇帝书递到了光绪手里。

据当时《国闻报》载，说是自打礼部六堂官丢了乌纱，“封奏每日多至数十件，外间传闻有所谓折中作行书者，有如写信式样者，有如州县署中所收状式者，有写皇上二字不知抬头者，有自署汉水渔人者，甚至有谓从师学道在洞中修炼多年，神通广大，今望气知太平之运将至，故奉师命下山立功，以继姜子牙、诸葛孔明而起者。”

由于这些三教九流根本不懂奏折的格式与规矩，所以写成书信体的有之，写成状纸的也有之，碰到皇上、太后、天、朝廷这样的字眼也不晓得抬头另起一行。

至于抬一格、抬两格之分和需要避讳的字，就更不晓得怎么回事和该怎么做了。

不过光绪对此表现出超乎清代所有帝王的大度和宽容，根本不在乎。

康有为曾这样描绘当时的情景：“各衙门每日折数十件，厚式盈寸，上鸡鸣而起，披览章奏，至于日昃不尽，体裁踏杂，上并不责问，至有野民渔人上书，纸用二尺长条，称及皇上亦不抬头，上亦一笑置之”

据当时人回忆，士民上书转递的途径也并不只限于都察院，张元济说：“光绪也喜欢人上书言事，外间上书言事的人都是先送到总理衙门里来，再转递进去，当时外面送来的各种奏章，内容奇奇怪怪的都有。”

光绪对待这些奇奇怪怪的奏章还是相当认真的，他将每篇奏折都仔细看过，只要尚有可取之处，他居然能有披沙拣金的心肠，尽可能地加以利用。

云南举人李效培上条陈，大谈奇门遁甲之事，荒诞不经，但因为其中有办巴矿、练民团等内容，光绪还是下令咨川滇督臣，酌情办理。

为了鼓励臣民上书，光绪对刺耳的反对意见也表现出少见的大度。

湖南举人曾廉上书反对变法（利用变法予以的权力上书），指责光绪不敬祖宗，变祖宗成法。

要求光绪斩康有为以谢天下。

小军机谭嗣同欲加以毁谤新政之罪，但光绪却称：“朕方求言，乃以言罪人乎？”

不论光绪的心有多么的诚，肚量有多么的大，但是，他与维新派对于上书言事这件事其实是各有怀抱。

鼓励上书言事，这在古之贤君是应有之义。

所谓“兼听则明，偏听则暗”

就是唐太宗李世民的格言。

广开言路对于君主的好处是不言而喻的，一可以明察秋毫，不受欺蒙，作君主的，都对官僚系统中的欺下瞒上之风感到头痛，而更令他们感到担心的是权臣对自己的有意欺瞒，赵高指鹿为马的故事，是历代君王都深以为惧的。

而广开言路就是打破欺瞒的有效手段之一。

不过广开言路也会招致一定的危险，使意识形态的统制局面受到不同意见的挑战，而传统的专制统治愈往后发展，对意识形态一致性的要求就愈高，所以，帝王更乐意用间谍、特务这种手段来对付臣下的欺君之术（这也正是清朝不鼓励士民上书的缘由）。

只有雄才大略的皇帝，才可能祭起这柄双刃宝剑。

广开言路的另一项好处是可以集思广益，所谓集中大家的智慧，御众人之智。

明智的君主可以利用这纷纷扬扬的上书，为他提供好的意见，或者好的思路，至少可以从中得到某些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