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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精简的沉滞（第4页）

无为而治是老子为其小国寡民理想境界设计的配套为政方针。

自西汉以来，虽然独尊儒术成为国策，但黄老的统治风格却从未真正消失过。

其原因，半是由于汉武帝之后的儒家已经变成融合儒道法的杂烩，半是由于官僚政治本身的低效率与低效能，无法应付复杂繁琐的政事要求。

无为而治在传统政治中的表现主要是简化行政手续和简化行政名目，尤其是在涉及政权命脉的赋税征收方面，尽可能地使名目与手续简便起来。

既方便老百姓，也适应运转不灵的统治机器的状况。

明代的赋税、徭役改革一条鞭法和清代的摊丁入地，本质上都是简化手续减少名目，使钱粮征收简单化，而简化手续的最大受益者是政府，不仅钱粮数额增加了（由于减少环节手续而省掉的浮耗），而且无需提高政府机关的效能就可以满足统治需要。

北宋王安石变法之所以失败，除了反对者的阻碍外，主要是自身改革措施手续太繁复，如青苗法春放（贷）秋收（贷），种种名堂老百姓不易明白，官僚体系也办不明白，结果往往将好事办成了坏事，上上下下搅动得乱七八糟。

反过来，像一条鞭法这种改革就推行得非常顺利，因为它“官民两便”

。

当然，这种简政为黑幕之政造成了一点不便（环节一少，手续一简有人就不好上下其手），但是想从中渔利的人还是有办法失之东隅收之桑榆。

手续简化了，他们可以在浮收上打主意，或者干脆在确定税额时，就将自家的好处一并考虑进去。

其实实行一条鞭法之后，老百姓只是方便了，不再受没完没了的搅扰，而负担并没有减轻。

所以，这就更说明这种简政的改革主要是为运转不灵的官僚体系打算的（实际上，真正能让老百姓减轻负担的是一条鞭法实行前的“均徭法”

，但实行起来却由于执行者的缘故，反而增加老百姓的负担，而且平添了无尽的骚扰）。

建立在中世纪农业经济基础上的政府行为本来是很简单的，但传统的行政系统却仍旧不能很好地完成任务，必须将之简而又简，形成干巴巴的几条几款，等于变成一种模板，执行者只需拿起套上便成，由此可见其政府效能之低。

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传统政府始终对于工商业税收与管理缺乏统一而明确的政策与办法，不是放任自流，就是竭泽而渔。

体现在王朝的总政策上就是重农抑商。

工商业的发展给社会带来了巨大财富，但政府收入却并不因此而有多大的增加，以清代为例，中晚期之后商业不可谓不发达，但关税征收从政策到机构却非常不健全，海关与常关机构在政府中几乎没有什么位置，征收方式极为原始，税额没有一定，采用包干制，只交足一定数额，其余由税官私分，税额根本不反映商业的增长（只有包干制低效能的政府机构才能应付）。

以致长期以来，尽管商业一天天地发展，但有关的税收却始终在国家财政收入中占很小的份额（不仅关税收入低，其它相关的商业法规、税种制定都是一片空白）。

只是进入近代以后，引入了西方的税收管理体制和任由外国人把持税务，关税收入才逐年上升，占了财政收入的很大比重。

臃肿低效机构中的无为之治的另一种表现是，过多地依赖惯例来处理政务，而不是依靠法规。

比如清代六部政务处理，主要依靠则例，而非会典。

则例基本由一条条事例组成，非常直观易解，办事人只需按图索骥，循例照办就完了，几乎不需要什么思索。

所以实际上办事的人都是层次很低的胥吏，由这些文化不高的人在维持部务。

所以，我们可以说，在中国传统官僚体系中的无为之治，实际上堪称是低效能政治，或者是懒人政治，它与黑幕政治一样，都是中国传统官僚体制的伴生物，彼此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须臾不可分离。

它们与官僚体制之间不是体与用的关系，不是说有形的官僚体系为体而黑幕政治与无为之治为用。

不打碎整个官僚体系和击破相应的文化氛围，单纯想要提高效率、改善机能的努力都将是徒劳的。

（三）戊戌新政与精简风波

像每个欲有所作为的皇帝一样，光绪对于冗官与冗政都有说不出的厌恶。

更加上亲身经历了甲午战争中官僚体系庸碌无能，统治机器的腐朽不堪，面对猖狂的日军，举国上下尸位素餐的百官群僚，面面相觑，百无一用，充耳欲聋的，除了大话、空话就是软话和孬话，在战争中信息不灵，指挥不灵，周转不灵以致事事不灵，光绪觉得满朝尽是老谬昏庸之辈，毫无用处，恨不得立时将此辈“尽行罢黜”

才解气。

维新派处于在野后进的位置，对官僚体系的痛恨比之光绪有过之而无不及，即使不是出于思想家的观察与思索，单就在野后进的身份，就足以令其对现存体系产生反感。

我们从一篇篇发表在《时务报》、《知新报》上的言词犀利的抨击官僚体制的文章上，可以充分体会维新派对官僚体制刻骨铭心的嫌恶与痛恨，请试观一鳞：

官惟无耻，故不学军旅而敢于掌兵，不谙会计而敢于理财，不习法律而敢于司李，瞽聋跛疾，老而不死，年逾耋颐，犹恋栈豆，接见西官，栗栗变色，听言若闻雷，睹颜若谈虎，其下焉者，饱食无事，趋衙听鼓，旅进旅退，濡濡若驱群豕，曾不为怪。

从这种畅快淋漓的嬉笑怒骂中，我们不仅能从中读出维新派对官僚体系的反感，而且还可以发现事实上是暗含着以西方专业化的职官制度来取而代之的期待。

尽管光绪在甲午战败之后也读了一些新书，对西方近代政治也有所了解，但是在对待中国传统官僚体系的态度以及变革思路上，他与维新派是有距离的。

事实上，中国官僚体系臃肿、低效能的现状的根本改观，必须完成从中国官僚体系向西方政府职能体系和议会民主体制的转变才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