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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改革的次序（第2页）

而在工商之间，工业尤其为中国之必需。

张謇承袭了先期投身实业的郑观应等人的观点，认为：“世人皆言外洋以商务立国，此皮毛之论也。

不知外洋富民强国之本实在于工。

讲格致，通化学，用机器，精制造，化粗为精，化少为多，化贱为贵，而后商贾有懋迁之资，有倍徙之利。”

要振兴工业，走洋务运动的老路肯定是不行的，以衙门方式来经营近代工业，方凿圆枘，非失败不可，就是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只要沾上官字，也难免被扯到背离市场规律的“官营工业”

轨道，不然就被侵吞盘剥，让你难以为继。

官督商办最后变成了侵夺商人的借口。

所以，张謇认为振兴近代工业，只有走“民办”

这条路：“听民自便，官为持护，则无论开矿也，兴垦也，机器制造也，凡与商务为表里，无一而不兴也。”

也就是说，兴办民族工商业，不能让官府来经办，而官府只需“持护”

即可，即制定相应的保护民族工业的政策法规，实行相应的税务保护和奖励工商业发展措施，而不是插手其间，横加干涉。

然而，作为士人，张謇的“实业救国”

设想与他的一些好友“教育救国”

路线并不抵触，他甚至认为兴办实业只是为教育救国提供物质基础，只有发展实业，才能兴办教育。

他后来回忆道：

自前清甲午中国师徒败衄，乙未马关订约，国威丧削，有识蒙诟，乃知普及教育之不可已。

普及有本，本在师范，乃知师范之设立不可以已。

设师范之资，其数非细，他国师范，义由国家或地方建设而扶助之。

当是时，科举未停，民智未启，国家有文告而已，不暇谋也。

地方各保存固有公款之用而已，不肯顾也。

推原理端，乃不得不营实业。

然謇一介穷儒，空弩蹶张，于何取济？南通固有名产棉最旺之区也，会有议兴纺厂于通而谋及者，乃身任焉。

张謇也确实像他说的那样做的，他办起了大通纱厂，赚了钱之后就兴办了南通师范学校。

南通师范与另一位实业家叶衷澄办的衷澄学堂等新式学堂由于有实业支持，办得十分红火，而孙治让等人的兴学，则左支右绌，十分艰难，一受制于顽固派官绅，二困于经费短缺。

哪一种改革次序更合理一些？这是一个现在不好评判，当时几乎没法判断的问题。

把开民智放在改革的首位，从道理上讲没有什么不对，但此举如果没有政府有力且长期的支持，缺乏比较坚实的经济基础，似乎有难以为继的危险，所以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不能不相伴而行，如果没有后两者的伴行，那么教育救国就会变成以一桶水浇灌千顷沙漠的努力，很难改变国民素质低下的国情（我们在日后的历史中曾经看到过这样的努力，像陶行之、晏阳初、梁漱溟等人的乡村教育、平民教育事业都很感人，但对于中国几亿农民而言，不过是杯水车薪）。

但是，反过来说，如果没有国民素质的提高，政治改革往往会流于形式，而资本主义化的经济改革也会变味。

中国辛亥以后的历史已经证实了这一点。

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的关系也是这样，按道理政治改革应该是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可是当时中国的状况，等到资本主义经济因素自然而然地成长起来恐怕是不可能的事，即使有这个可能，“俟河之清，人寿几何”

，仁人志士也断不会坐等，他们断不会眼睁睁看着中国变成殖民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