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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改革的次序（第3页）

所以，必须从政治变革入手，解开近代化进程的结，可是没有资本主义经济的基础，政治变革每每是乏力的。

看起来，政治变革、经济变革与教育变革谁应放在前面的问题，似乎像在一个环中旋转的三匹木马，说谁是第一都可以，但将谁放在第一又都有问题。

世上的事没有解不开的结，解结的办法就是到什么地方说什么话。

经济改革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放在首位，事实上，如果没有自60年代以来历经几十年的洋务运动，维新运动显然是不可想象的。

如果中国在1895年还处于林则徐在虎门销烟时的状况，穷尽人们的想象力，也不会想到在中国进行“变制”

的改革。

可惜的是洋务运动只是使中国出现了大机器，但新式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并没有确立，资本主义的国内市场更是谈不上，至于相应的法律框架更是匪夷所思。

所以维新运动必须补课，补上发展私人资本的这一课。

但是，中国当时不存在可以避开政治变革在政治势力夹缝里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条件，所以维新运动必须也从事政治变革，尽可能地为民族资本主义发展创造一些条件。

能建立西式的民主政治当然很理想，可惜只能是一种可望不可及的奢望。

其次，能如维新派所努力的那样，建立由维新派掌握的中枢政权也很好，如果还不行，也可以再退而求其次，维持一个能容忍资本主义发展的半新不旧的政府，只要它能对民族资本主义持一种表面上的“持护”

，就可以使中国经济发生缓慢的变化。

至于教育改革，理应与经济改革同步，只是在实施过程中，须稍缓半拍。

所以，合理的改革次序应该是，首先注重的应是资本主义的经济改革和教育启蒙，对政治变革应视政况的许可程度，尽可能争取一个较好的结果。

指望一举在中国变制成功，从而在一个西化式的政府领导下迅速走向近代化，在最短的时间内改变面貌，走向富强，理想虽然可观，其实很不现实。

至于在政权尚未掌握的情况下就推出一揽子全面变法的规划，更是不现实的毛毛雨。

虽然从理论上讲，改革应该系统全面，否则改此不改彼会发生扜格与滞碍，但在现实的改革实践中只能一点点地来，绝对不可能一下子把一切都改好，一新全新。

可以说，全面改革的设想是一种改革的理想主义，将这种理想主义推行到变法的实践中，不仅不能保住甲午之后举国求变的好形势，将政治改革推进一步，为经济改革创造一个好的政治环境，反而导致大的反动，差一点倒退到洋务运动之前的中国政治状况中去。

改革的次序问题，背后隐藏着一个近代化变革的速度问题。

当时中国危迫的政治情势，迫使着人们期望尽快地改革现状，走向富强，摆脱目前的屈辱，所以大家都想走捷径，幻想着通过政治改革，以强有力的政府力量来推动经济改革与教育改革，三五年就走完西方几百年，日本几十年才走完的路。

这种心请是可以理解的，可是中国的现实是，改革性急不得，一性急，似快实慢，进一步可能要退两步甚至三步，冒进从来都是要付出代价的。

我们这样说不是批评维新派政治改革不应该进行，而是说他们从一开始就应该明白政治改革的目的，应该看清当时中国政治改革所能进行的限度。

在十分清楚大太后小皇帝政治格局的情况下，贸然设计以光绪为核心的变法规划，幻想手中毫无实权的皇帝可以自立单干，为之设计出抛开太后的中枢机构，其不现实、不冷静已经达到了热昏的程度。

对于历史文化包袱十分沉重的中国，改革只能一点点来，尤其在披榛辟莽以启山林的时候，急性病是万万要不得的。

维新派当时既使不能走太后路线，也应清楚依赖光绪变法的限度，只要能达到政府鼓励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逐步建立相应的法律框架，在教育系统中废除八股，兴学校，逐步建立新的知识分子上升梯阶体系，维新运动已经算是小有成就了。

想一步到位的变法，美固美矣，可在事实上却使中国向后退了几步。

在康梁登上政治舞台的时候，中国全面变制的时代尚未到来，首要的任务仍是经济变革，如果康梁变法能围绕这个中心，那就好了，可惜，历史不能假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