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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 佛教与文学（第1页）

第十五章　佛教与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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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是人类表达感情与智识的方式之一。

好的文学作品，不但在当时当地造成广大的回响，甚至能超越时空的藩篱，引领人心迈入真善美的境界。

佛教里有许多作品正是这一类型的代表，尤其教主佛陀本身就是一个才思敏捷、智慧超群的文学家。

佛陀在悟道之后，为了让大众了解宇宙实相，将深奥的真理用十二种体裁深入浅出地宣说出来，即所谓的长行（即散文）、重颂、记别（即佛陀为弟子所作生涯规划）、讽颂、自说、因缘、譬喻、本事、本生、方广、未曾有、论议等“十二部经”

，这是文学的最佳范本。

像《大宝积经》的每一品有如单元剧，《普曜经》是长篇故事，《须赖经》是小说作品，《思益梵天经》是半小说半戏剧的体裁，《维摩诘经》是世界上最美的新诗，《妙法莲华经》的七个譬喻是最美的寓言文学，《华严经》是最雄伟的长篇剧作，《百喻经》被译成多种文字，在各地广受欢迎；《本生经》不但是家喻户晓的传记文学，其中许多故事被《伊索寓言》、《天方夜谭》等世界名著所广泛引用。

此外，佛陀的弟子也大多擅于诗偈，像《长老偈》及《长老尼偈》，不唯清新隽永，而且高揭宗教理想，阐明伦理教说，在文学上拥有很高的评价。

及至大乘佛教兴起，文风趋于雄伟壮丽，公元2世纪时，马鸣菩萨的《佛所行赞》、《舍利弗之所说》、《孙陀利难陀诗》等，皆为印度古典文学的先驱。

其后马鸣派诗人摩咥哩制咤所作的《四百赞》及《一百五十赞佛颂》，也受到全印度诗人的一致推崇。

公元4世纪，除了圣勇的《本生论》及克薛门特罗的《譬喻集》等均为佛教经典之作以外，尤以印度著名诗人加里陀沙的剧本《沙菎坦萝》[1]名闻于世，此剧是以佛经故事为蓝本所写成，于1789年译成各国文字之后，风靡全欧，德国文豪歌德读后感动不已，不但写下四行赞美的诗句，而且还将该剧的开场白引用在他的巨作诗剧《浮士德》中。

公元7世纪时的佛教剧作《龙王之喜》及佛教赞歌《八大灵塔梵赞》等，为当时统一全印的戒日王所撰写，在印度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近代，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泰戈尔的戏曲作品中，如《舞者之供养》及《真陀利》等，也都是取材自佛教经典的故事。

佛教文学在世界文学上的地位于此可见一斑。

佛教传到中国之后，更以雷霆万钧之势，在文化方面产生排山倒海的影响力，其中以文学方面的贡献最为卓著。

兹分为下列五点简述之：

第一，促进词汇学的发展。

根据统计，由于佛教的传入，至少增加了三万五千多个新词汇，等于增加了三万五千多个新的观念，其中或自佛教名相演变，或自佛典中撷取，或自佛教故事衍生，或自禅门语录中摘出。

由于佛教的词汇在质量上广博庞大，赅尽万象，在义蕴上竖穷三际，横遍十方，所以一方面促进了文章意念的表达，境界的提升；另一方面透过语言文字的力量，阐明因果业报的道理，对于社会人心的净化也有很大的帮助。

第二，促进义疏学的形成。

由于三藏十二部经的组织分明，因此传来中国之后，祖师大德们也以条理严整的方式来撰写注疏、科判，不但开启了隋唐时代义疏学的先河，对于一般文章的写作也产生了相当程度的影响力[2]。

第三，促进音韵学的推动。

中国字是方块文字，无法从外形上看出字的发音，佛教传入之后，为了便于翻译佛典，魏晋时代就有僧人在音韵上从事研究，导致后来四声[3]、字母[4]、反切[5]、等韵图表[6]的发明，一则促进了音韵学的发展，二则推动了格律诗的形成，让中国的诗词更增添音韵之美。

第四，促进中文文法的形成。

中国古时并没有所谓的文法理论，直至魏晋南北朝时，由于佛经的翻译，梵文的文法随之传入，如八转声[7]，及窥基大师等根据梵语文典所撰写的《六合释》[8]等文法书，都是中文文法的先驱。

第五，促进文体形式的改良。

从东汉末年到隋唐六百年间，是佛教译经的最盛时期，参与者都是当时的名僧俊彦，译经注重符合原义，传神达旨，不唯散韵并用，且文质兼备，一扫过去六朝以来过于讲究骈偶对仗、辞藻华丽的风气，尤其佛经丰富的体裁及观念，使得一向不擅想象的中国人扩大了眼界，再加上唐朝、五代的佛教寺院盛行以俗讲[9]方式，用变文[10]与变相图配合来接引大众，对于佛教文学的通俗化更产生了重大影响。

变相图类似小朋友的“看图说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