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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佛教的政治观（第1页）

第七章　佛教的政治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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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是社会组织的重要一环，凡行政上所施行的一切治国之事，概称为政治。

一般人谈到政治，每每将之与权术、谋略、党派、斗争画上等号，因此强调和合无诤的佛教徒，往往避谈政治，甚至在社会人士高唱“宗教的归宗教，政治的归政治”

口号之下，更以远离政治为无求。

然而实际上，政治是管理众人的事，人是群居的动物，不能离群索居；既然无法离开群众，自是不能远离政治而生活。

再说，参与政治是国民的权利，除非触犯国家刑法，被褫夺公权的人才没有参政的资格。

佛教徒中，即使出家僧侣也要纳税、服兵役，尽国民应尽的义务，所谓出家并不意味着出国，何况佛教主张不仅要自度，还要度人。

佛教与政治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彼此息息相关、相辅相成，不但政治需要佛教的辅助教化，佛教也需要政治的护持弘传。

因此历代以来，佛教非但未曾与政治分离，而且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例如佛陀成道后，游化诸国，经常出入王宫说法，开示仁王的治国之道[1]，许多印度大国的君王如频婆娑罗王[2]、阿阁世王[3]、波斯匿王、优填王[4]等，他们受到佛陀的感化而皈依佛教，进而成为佛教的护法，并且将佛法的真理应用在治国安邦上，以健全社会，福利百姓。

佛陀涅槃之后，仍有许多国王，如阿育王[5]、迦腻色迦王[6]、戒日王[7]、弥兰陀王[8]等，他们遵循佛陀教法，以法治国，建立清明政治，写下印度史上辉煌的一页。

在中国，历代僧侣与帝王也常有密切的合作往来，其中或有辅弼朝廷被尊为国师者，如：南阳慧忠[9]、法藏贤首[10]、清凉澄观[11]、悟达知玄[12]、玉林通琇[13]、天台智[14]等。

或有出仕朝中为宰相者，如宋文帝礼请慧琳为宰相，日理万机，时人称为“黑衣宰相”

；唐太宗向明瞻法师请教安邦定国之道，明瞻陈述以慈救为宗，太宗大悦，尊为帝相；明朝姚广孝本为道衍禅师，永乐皇帝爱其英才，敕令还俗辅佐朝纲，对明初的清明国祚贡献很大。

此外，自魏晋南北朝起，朝廷并设有僧正、僧统、僧录司、大僧正等僧官，至今仍为日本所沿用。

直到今日，泰国、斯里兰卡、缅甸、尼泊尔仍以“佛教领导政治，政治尊重佛教”

；日本不但以佛教为国教，而且规定全国人民要信奉三宝，执政者要礼敬三宝，佛教备受尊重；韩国亦曾以佛教为国教，并曾雕刻大藏经以救国。

凡此都说明佛教与政治关系密切，政治需要佛教的辅助教化，正如孙中山先生所说：“佛教乃救世之仁，可补政治之不足。”

佛教不但有和谐政治的功能，并可帮助政治化导边远、消除怨恨、感化顽强，发挥慈悲教化的功效。

例如佛教的五戒，对安邦治国的贡献，正如《传戒正范》云：“若百家之乡，十人持五戒，则十人淳谨；百人修十善，则百人和睦，传此风教遍于宇内，则仁人百万。

夫能行一善，则去一恶；能去一恶，则息一刑；一刑息于家，百刑息于国。

其为国王者，则不治而坐致太平矣！”

佛教对国家政治的影响与贡献，历代均有记载，诸如：帮助生产、开发交通、保护生态、利济行旅、文化建设、安住军民、兴办教育、医疗救济、财务运转、科技文学等。

佛教在烽火漫连的乱世，经常扮演攘敌安邦的角色，例如：佛陀对摩揭陀国雨势大臣昭示健全国家的“七不退法”

，巧妙地化解了一场血腥战争；唐朝的安禄山举兵造反，军需短绌，佛教徒于是发起贩卖度牒以增加军费，为平定安史之乱尽了最大的力量；南宋高宗偏安江南，礼请法道禅师入朝共谋国是，在禅师的极力奔走之下，为国家劝募了丰足的军粮，并且参战军旅，贡献计策，稳定了军机。

曾经一度为禅僧的刘秉忠，当元帝入主中原时，耶律楚材仰慕他的贤能，特别征召他出仕为相，刘秉忠为了保全汉人的生命财产，免受无辜的杀戮，于是挺身而出，立朝仪，订制度，辅佐耶律楚材推行汉化，延续了汉民族的命脉。

元代至温禅师，由于赞助王化有功，感动世祖而敕封为佛国普安大禅师。

可以说，自古以来，佛教辅佐、教化政治的史例，多不胜举。

佛教教义与僧侣行仪可以影响帝王的政治理念，建立祥和社会；帝王的权势则能帮助佛教普遍弘传，净化世道人心。

晋代道安大师说：“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

佛陀在《仁王护国般若波罗蜜多经》中，将护法之责交付国王，以收“上行下效，风行草偃”

之功。

此可证之于佛世时，因为有频婆娑罗王、波斯匿王的护持，佛教才能传遍五印度；佛陀灭度后，阿育王修建八万四千座佛舍利塔，并派遣布教师到锡兰等地弘法，使得佛教得以向外弘传，广宣流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