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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文字编写因缘（第2页）

这一本油印的杂志，每次发行五百份。

原来以为这份油印的杂志，应该不会引起人的注意，再者，里面的文章立论激烈，可能会引起佛教界的反感，结果，第一期出刊之后，就得到素有佛教杂志权威的《海潮音》替我们刊登一个义务广告说：“我们又多了一支生力军！”

这个鼓励，给我们很大的力量。

原本以为家师志开上人也会怪我兴风作浪，没想到，他不但没有怪我，还寄了五百令的纸赞助我们，这又给我们无比的鼓励。

这份《怒涛》前后编了二十多期，后来因为白塔国小这个地区是国共交火的地方，实在生存困难，不得已我又回到了南京。

一九四七年冬，承蒙江苏徐州《徐报》的王老董，要我替他主编副刊，定名为《霞光》；可惜，我只编了一期，就爆发了“徐蚌会战”

（即淮海战役），当然，这个短命的副刊也就夭折了。

因为徐蚌会战震动了南京，当时局势风声鹤唳，我在前途茫茫之下，就随着“僧侣救护队”

，在只想逃命，也不问前途的情况下，就这样到了台湾。

我到了台湾后，知道在台中的学长有一份《觉群》旬刊。

这是一份抗战胜利后，由太虚大师创办，在上海发行的杂志。

它的发行量很广，可以说，是一份走改革佛教的杂志，因为战争的缘故没有办法继续出刊，就由我在焦山读书时的学长、时任上海市佛教会秘书的大同法师负责，将这份杂志从上海带来台湾。

一九四九年初，大同法师因为“匪谍”

嫌疑远走香港，遗留这份《觉群》还没有出刊，其他人也不知如何办理。

因为我在大陆有编写的经验，他临走前交代他们，要我去负责主编。

因为这是太虚大师要革新佛教的一份杂志，我当然很有兴趣为它服务，也愿意做出贡献；但是我只编了一集，出版后，就受到警察的调查。

当然，我不能为了编辑杂志，就跟警察、安全人员挑战，同时也怕连累到中坜圆光寺居住的问题，我不敢再到台中。

因此建议台中宝觉寺的住持林锦东法师（又叫宗心法师）另请高明。

他就请到台中图书馆的总务主任朱斐前来主编，终于在夏秋之际，杂志复刊出版了。

没想到，在第一版上声明，今后《觉群》要更改为纪念印光大师，弘扬念佛法门，提倡净土学说。

我在中坜圆光寺看到这样的启事，大为不满。

我认为太虚大师、印光大师，都是大德，但是，这好比张家的祠堂，你不能随便把它改成李家的祠堂，我就写了一封信去质问他，你怎么把太虚大师创办的杂志，拿去纪念印光大师呢？这张冠李戴，怎么也说不过去。

原来，朱斐居士是跟随李炳南居士学佛，二人同是印光大师的弟子；他把我的原信刊出，并且说我不赞成净土法门。

其实我一生，打的佛七约有百次以上，再加上早晚念佛、周六共修，那就更多了。

我是倡导“禅净共修”

的人，主张“解在一切佛法，行在禅净共修”

。

为了这一段文字编辑的因缘，招来我在佛教界一段很不好听的名声，说我反对念佛，增加了我在台湾弘法的困难。

《菩提树》杂志

后来，《觉群》改名叫《觉生》，发行了一年之后，再改名《菩提树》。

这就是在台湾发行多年的《菩提树》杂志的来由。

后来《菩提树》出刊，我经常投稿，我和朱斐居士也时相往来，成为很好的道友。

这个时候，因为我的文章不断在《觉群》、《觉生》、《菩提树》发表，居住在新北投的东初法师办了一份《人生》月刊，要我去为他主编。

我原本就已经断不了的文字编辑因缘，又再继续下去了。

我断断续续编了六年的《人生》杂志，这六年中，我没有用过《人生》杂志的一张稿纸，也没有用过它一张邮票，也没有支过它一分钱的车马费，说起来，从那时候开始，我就为佛教的文化做义工了。

后来东初法师跟我讲，因为我的这一份杂志，让你们扬名立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