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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文学的关系（第9页）

久而久之，这也激发了我的另一个潜能。

像佛光山庆祝三十周年时，当天好几个活动同时举行，我又要招呼信徒，又要接待贵宾，直到下午举行封山典礼时，我坐在不二门前的法座上，才发觉自己脑中一片空白。

幸好，当时担任省长的宋楚瑜先生搭着直升机还在天空中盘旋，准备在普门中学操场降落，我就利用这么一点时间，想出了《封山法语》：

封山，封山，常住责任一肩担；

封山，封山，慈心悲愿永不关；

封山，封山，菩提道果处处栽；

封山，封山，弘法利生希望大家一起来。

在我文字的生涯当中，我的书信文字，由于时日长久，写下来的篇幅也应算稍有可观。

例如，每年过年一封文告式的告白，可以说，从佛光山开山时日起，近五十年来从未缺过一篇。

因为这是信件，不是论文，只能报告重点，不能写得太长，但我每年都因为事多，文字必须一再挤缩减少而感到苦恼为难，有时甚至减得都词不达意了。

此外，我开办“传灯学院”

，用书信的方式，等于函授学校一样，让海内外的徒众有一个进修的机会，我也写了不少信，鼓励大家如何研究佛法。

这一篇一篇的文章，都是出自我的手笔，只有少部分几篇人家邀约我写的序，因为我不知道对方的原意是什么，要我写什么，我就告诉对方说：“你先写来，让我琢磨、琢磨，当为你提供一些贡献。”

我这许多文稿，都没有说是在哪一个宁静的地方、安静的时间，或特定什么地点写作的，从早期我曾匍匐在地上就写起文章来，之后在裁缝机上、拼凑的长条凳上、饭桌上，到后来，有时就在汽车内、火车里、飞机上，随意就着一张桌垫、一个椅子的手把就写起来了，甚至在人来客往当中点滴完成，客人来了，我和他们讲话，客人走了，就再写几句。

传灯学院手稿

算一算，我写过的类别有小说、传记、短评、论议、诗歌、联语、散文、祈愿文、教科书、经题等。

当中，长篇大论是比较少的，但是，我也不能不写一些对学术有贡献的意见，所以后来我也陆续完成四册的《讲演集》、《人间佛教论文集》、《当代人心思潮》，以及《佛教对社会问题探讨座谈纪实》等等。

此外，我不但写，应邀讲演的机会更多。

承蒙台北工专的教授李武忠先生研究我的讲话方式、文章体例，说我用的都是“四分法”

，而自成一种特殊的文体。

我才慢慢懂得，原来我还有这样的能量。

近几年，为了鼓励文学、鼓励更多人写作，过去是在《觉世》旬刊、《普门》杂志、《人间福报》举办征文；二〇〇七年，马来西亚东禅寺、《普门》杂志与当地的《星洲日报》合办“星云文学奖”

；接着，徒众为我成立的公益信托教育基金，从二〇一一年开始，举办“世界华文文学奖”

，邀请台湾文学馆的馆长李瑞腾教授为我作审核的召集人。

今年已是第二届，除了颁赠荣誉奖项给对文学有卓越贡献的文人先进，当中并录取历史小说、报道文学以及人间佛教散文的得奖者。

但是现在能在文学中用功耕耘的人，实在不容易见到，文人慢慢也成为凤毛麟角。

马来西亚东禅寺举办的第三届“星云文学奖”

于吉隆坡会展中心举行颁奖典礼（蔡美玲摄，二〇一〇年九月五日）

历史上的文学家当中，我最佩服的是司马迁和苏东坡，其他如：王维、白居易、李清照、李后主、施耐庵、罗贯中，到近代的泰戈尔、胡适之等人，无论是短篇的珠玑小文，还是长篇巨著，或是四大才子书等，都让我欣赏不已。

我对于弘法与写作的理念，一向主张要有文学的外衣、哲学的内涵，因为文学要美，哲学尤其要有理，内外相应，无论是长文还是短文，必然是好文章。

胡适之先生说，《维摩诘经》是世界上最长的白话诗，而《华严经》、《大宝积经》，都是长篇或短篇的小说，而我觉得，佛学就是文学和哲学的总合。

希望今后佛教的哲学理论，能用美丽的文学给它装饰，才能成为有血有肉的读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