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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我在花山（第3页）

《花山》虽小，却也不至于就缺外省两位不知名作者的稿。

请他们前来改稿也不算不礼貌吧？我们却直奔他们而去了。

路不太顺畅。

先乘火车到大同，第二天凌晨四点就赶到长途汽车站买汽车票。

票是买到了，但上车后才发现我的座位已被没有座位号的一个男人抢先占去，我知道我们要坐五个小时汽车才可到达那个小县，于是坚持要那男人让出我的座位，他却泰然自若地坐在那里。

这使我非常气愤，这气愤甚至令我想到了此行的多余。

是谁使我站在人声嘈杂的汽车上同一个不讲道理的男人争吵？是郝主任和他的计划。

当我看见郝主任对那男人的恼怒更甚于我，并且执意拉我坐在他的座位上时，我才停止争吵，硬挤在那男人的身边坐下来，这座位是汽车的最后一排。

这是一条漫长的乏味的大颠大簸的道路，那颠簸的剧烈使人觉得肝肠寸断。

有一段崎岖的路曾使后排座位的全体旅客在座位上有节奏地不断蹦跳，而我们的头顶就险些与车顶相碰。

这种古怪的形体变异却莫名其妙地缓解了我对那不讲理男人的憎恨，我们忽然笑起来。

那原是一个欲哭的苦笑，仿佛胳膊肘被撞在桌角时那一瞬间的心理感受。

而笑的本身却把被颠簸起来的怒火化为不期而至的幽默，这幽默就溶化了我那耿耿于怀的斤斤计较。

我的心情好起来，在目的地我们见到了那两位憨厚的作者。

我记得作者请我们吃莜麦面“猫耳朵”

，请我们吃一种很香的吃不黑嘴的葵瓜子。

当我看见他们对我们的到来深受感动时，当我看见郝主任同他们把稿子的修改意见谈得那么具体时，我才觉得此行并不多余。

并不是每一个被寻找的作者都能成为作家，并不是每一次寻找都能大见成效都能抓住刊物所需的头条。

那两位作者如今还写吗？我不知道。

他们还记得那年与我们的相聚吗？我不知道。

但我从来也没后悔过那年夏天跟随郝主任对他们的寻找。

刊物与作者的感情就是这样产生的吧！

《花山》的小楼上有婴儿的尿布有本地的甜面酱，更重要的是那个编辑部里有编辑们热忱的愿望，有人们力所能及的一份认真。

如今《花山》已经离我们而去，代之而来的是《荷花淀》的诞生。

《荷花淀》仍然在那座旧楼里，主编仍然是郝建奇。

这使从前的一切突然近在眼前。

虽然我早已离开那座小楼，虽然我已许久不做编辑，但我仿佛又要跟着郝主任外出组稿了。

我还会站在天津的解放南路去拍那两扇永远也拍不开的大铁门么？我还会在外省的长途汽车上同不相识的男人吵得面红耳赤么？当我远离了从前的一切，才发现在《花山》的日子里我曾经收获的并不仅仅是一名编辑的职责和本分。

也许我不再能做一名好编辑，可我相信，崭新的《荷花淀》里的新人们将比我做得好。

那满塘荷花该会在夏日里盛开吧？那娇而不媚的清秀该会令人耳目一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