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猜想井上靖的笔记本（第3页）

讲到这里佐藤女士突然哭了，她模仿井上靖敬礼的姿势，抬起右手放在额边，也对着我敬了个礼说：“当时他就是这样对中国的石家庄说对不起的。”

我无言以对，只是感受着佐藤女士那一瞬间代表着井上靖传递出的深远的愧疚，感受着佐藤女士的这个敬礼其实已远不是模仿，这里也有她本人心中的诚意。

这时我想起井上靖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对中国频繁的访问，他又去过石家庄吗？我询问日本友人，得到的回答是否定的。

佐藤女士告诉我，井上靖在一九三七年之后从来没有再去过石家庄。

记得八十年代有一次她陪同井上靖在中国旅行，飞机临时降落在石家庄机场，她问他您不想出去看看这个城市吗？井上靖摇头说“不”

，他坚持不出机场。

这件事留给佐藤深刻的印象。

一九三七年在石家庄的四个月，井上靖究竟还做了什么呢？他必须看见他从不愿看见的吧，他必须相信他从不敢相信的吧，或者，他也做过他最不愿意做的吧……关于这些，他没有向包括佐藤女士在内的友人讲述，佐藤女士也向我证实了，井上靖的确没有关于这段经历的公开的文字。

在井上靖的晚年，几位朋友只是不断地听井上靖说，他有一个笔记本，记录了当时的一切。

作为一个写作的人，我深知笔记本对于有些作家的重要。

即使在网络时代的今天，作家的纸质笔记本仍然有着某种古老而确凿的物质价值，更有着蕴含作家体温的可以触摸的精神线索。

而井上靖那特殊的四个月经历使他的笔记本在我看来显得尤为重要。

那么，它在哪儿呢？

佐藤女士告诉我，井上靖反复讲过的那个笔记本据说在他家人的手中。

但当他逝世后，文交会的友人询问那个笔记本的去向时，家人说已经找不到了。

在去年秋天和日本友人那晚的聚会上，我曾经提议文交会的朋友们设法再与井上靖先生的亲属联系，寻找他的那个笔记本，这原本也是佐藤女士他们的愿望。

今年适逢日中文化交流年，三月，佐藤女士一行访问北京时我们再次相遇。

她主动向我提起了井上靖的笔记本，遗憾的是，它确实不见了。

这个结果的确叫人遗憾，可这个结果，又仿佛是我早已料到的。

我只是感叹，一位能够走火入魔地研究中国历史，并有能力以此为出发点挥洒才情，展开宏大叙事的文学大家，却最终无法面对自己在那几个月的中国经历。

而当我们不断地猜想着井上靖那失踪的笔记本时，井上靖不也一直在猜想着世人吗，猜想着当笔记本公开后世人将对他如何评价。

相比之下，也许井上靖心灵的镣铐更加沉重。

这是一个作家良知的尴尬，也是一个人永世的道德挣扎。

由此我甚至可以开始新的揣测：那个笔记本，它当真存在过吗？也许作为一个作家的井上靖，只是假想着它应该存在吧；而作为当年日军辎重兵团的一名二等兵，它实在又“不便”

存在。

井上靖在晚年向友人的不断讲述，似乎也印证了这两者间激烈的冲突。

我尝试着把他的讲述理解成避免灵魂爆炸的一种小心而又痛苦的释放。

在春意盎然的北京，我望着又一次相逢的佐藤女士和木村女士，望着总是温和微笑的横川健先生，他们是日本中国文化交流协会的“元老级”

人物，当他们还是青年和少女的时候就决定把一生奉献给推动日中友好的事业。

如今他们已经进入“日历年龄”

的老年，但他们典雅庄重的衣饰，乐观爽朗的谈吐，一丝不苟的敬业态度，对中国始终不渝的爱，总是令我肃然起敬。

也因为日本中国文化交流协会在面对历史时勇敢和正义的作为，才使他们能够在井上靖的文学纪念册上刊印出他那张旧时的照片。

我想，长眠地下的井上靖如果有知，也许会稍感灵魂的解脱。

毕竟，他的友人们在他多年的口述中窥见了他的情感深处，最终代他公开了他始终犹豫着怯懦着无力公开的一段历史形象。

我不打算再去追问井上靖的笔记本，眼前只闪现着年轻的、眼睛浮肿的井上靖七十年前面对石家庄这座城市的那个歉疚的敬礼。

我更愿意相信，井上靖本人也已经用一生的时光，反省了那几乎是永远无法告之于人的四个月，并且用他的文学他的影响力呼吁和实践着日本中国世代友好，直至生命的最后一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