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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法一 大人常怀君子心齐家治国济天下（第11页）

仍认为道光皇帝无庸郊祀是对的。

这等于说，道光帝不配臣民祭奠他。

尽管理由是儒家的礼仪，但这是需要万分勇气的。

因为已死的道光帝本人很可能是做做样子，并不是真心要如此，更何况他的继承人也不会听任自己的父亲自贬自损，想抬高还来不及呢！

再者，大臣们已有明确的“公议”

，曾国藩如此“不识时务”

，是要冒很大风险的。

因此上疏的末尾用“不胜惶悚战栗之至”

这样的话，也是**心声的真话。

咸丰帝的御批虽有肯定之词，但心中很不满意曾国藩这个侍郎。

但曾国藩认定的是天下之理，所以奏疏一个接一个上，批评也逐渐升级，最后连刚即位的皇帝也有“三大缺失”

了。

咸丰帝迫于危局，也下诏求言，摆摆样子。

曾国藩却鼓起勇气把久憋心中的救世治国大计倾吐出来。

第一道是《应诏陈言疏》，所述为人才问题，指出“方今天下，因循坠废，可谓极矣，吏治日坏，人心日浇”

；又对如何培养人才、整饬吏治提出自己的看法。

接着，又上《条陈日讲事宜疏》、《议汰兵疏》、《备陈民间疾苦疏》、《平银价疏》等等，分别针对当时的政治、军事、社会、经济诸问题提出切要透彻的看法。

在《备陈民间疾苦疏》中，他提出了民心涣散将导致天下大乱的严峻现实：臣听说国家贫穷不足为患，只有民心涣散，才是最大的忧患。

古代最富的时候是隋文帝时期，然而忽然灭亡了，原因就是失去民心。

最贫困的时期莫过于汉昭帝初年，然而又逐渐安定下来，是因为能安抚民众……我皇上爱护民众的诚心，大大超过以前。

只是因为那些太守县令，或者不关心民众的疾苦，致使圣主的德政不能到达民众中，而民间的疾苦不能反映上来。

在曾国藩所上的诸疏中，在当时影响最大的是仿乾隆初年名臣孙嘉淦所为。

孙嘉淦是雍正、乾隆两朝的直谏名臣，当二十几岁、风华正茂的乾隆即位之初，颇有沾沾自喜之情，孙嘉淦认为如此下去不堪设想，遂冒死上书，指出乾隆帝的三非：喜谀而恶直；喜柔而恶刚；喜从而恶违。

一弊是“亲小人而远君子”

，孙指出的是专制皇帝的通病。

值得欣喜的是，乾隆帝大为所动，在以后执政的六十余年间，除晚年有所怠政外，一生励精图治，把康乾盛世推向了顶峰。

所以有的史学家认为孙嘉淦的贡献实在很大。

现在，曾国藩仿照《三非一弊疏》，上书咸丰帝，指陈缺失，第一条指出皇上只是在小处谨慎，反而忽视大处，而且有的谨慎到不该谨慎的地方。

每天察察于小事，而对于国家的大计必然有所疏漏而没有时间去深究了。

所谓国家的大计，包括哪些方面呢？即如广西一事，大的问题是安排人事，其次是审查衡量地方的利益，再次是对军事需求慎重其事。

第二个缺失是自去年开言路以来，难道没有一两个上乘之计，然而它们的归窠，大抵都以“不用议”

三字了结。

其中有被特殊嘉奖的，如颁布诏令褒扬倭仁，但不久便将他疏远到万里之外，降旨以答谢苏廷魁，不久便将他斥为乱道之流，这些足以说明皇上缺少求言的真意，只以纳谏的虚文来掩饰。

第三指出皇帝“威福自专”

。

在最近的圣旨中，都说罢黜大权，由皇上亲自掌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