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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法十二 从来高处不胜寒还需防患于未然（第5页）

如果只是一味热衷于自我利益，处处都要争强，傲慢他人，对他人不屑一顾，这样很容易给人造成骄横跋扈的印象。

所以在与人相处时，得让人时且让人，这样才能真正赢得别人的赞赏与好感。

倘若总是与人针锋相对、抢着出风头，就会遭到别人的怨恨，使自己陷入尴尬境地。

安危相易祸福相生，居安思危有备无患

“安危相易，祸福相生”

。

倘若福祸的初始可以被觉察到，那么我们就可以提前预防，并在危险没有形成的时候就避开它，不过这是需要大智慧的。

人们在危险的萌芽阶段，往往浑然不知，而在危险来临时，则束手无策，大受其害。

倘若我们平日能多留点心眼，谨慎处事，小心做人，敏感地觉察到事物的变化，那就可以将灾祸化于无形了。

曾国藩对此显然有所准备，他一贯主张：“盛时常为衰时想，上场当念下场时，富贵人家，不可不牢记此二语也。”

若非如此，上场只念上场时，盛时上场作威作福、为所欲为，他便不可能善始善终。

护身之道，因人而异，因时而别，凡是善于护身的人都知道这一点秘密，一定要把心中的秘密藏在最隐秘的地方。

汉初三杰之一的张良善谋国也善谋身。

他在业成功垂之后，不仅不居功自傲，还能自谦相让，实在难能可贵！

对于张良的功成身退，史家多有褒贬，说法不一。

但是作为一个谋略家，张良是非常懂得权衡利弊关系的。

在国家大局已定的情况下，身体不好，年迈知退，让位后人，现在看来不失为明智的选择。

智者虽然获取了成功，但是要预先给自己留有一条出路，想到自己不曾获取成功性格的时候那种尴尬和难受，这样才能更加珍惜自己眼前的所获。

曾国藩并不想一时荣耀，而是想一生荣耀。

因此，他能凭借自己犀利的眼光，看出人生的几条路来。

这是一种无法匹敌的智慧。

曾国藩本来是一个虔信程朱理学的学者，不幸的是那个时代把他造就成了一代中兴名臣。

从1852年奉旨兴办团练开始，到1872年他死前的一两年，他一直在过问军事。

他仿照明代戚继光创建了一支不同于绿营军（官兵）的新型军队，这支军队纪律严明，战斗力强，为他立下了赫赫战功；然而，正当它处于威震四海的顶峰时期，曾国藩下令解散它。

他为朝廷创建了一支军队，却为自己解散了这支军队。

曾国藩自从“特开生面，赤地新立”

拉起一支从团练改编而成的军队——湘军时，便汹汹然地冲在对抗太平天国的最前列，此时他完全被维护皇权的义务感和炫耀自己的功业心交融在一起。

但在以后的征战生涯中，不仅战事棘手，屡屡受挫，而且也时常受到来自清政府内部的多方掣肘，真可谓身陷炼狱，备尝艰辛，但他都竭蹶经营，“咬牙立志”

地坚持了下来。

在1857年回家守制时，他深刻地反省了自己率湘军出征以来的经验教训，后来在写给弟弟的信中曾有所提及：兄昔年自负本领甚大，可屈可伸，可行可藏，又每见得人家不是。

自从丁巳、戊午大悔大悟之后，乃知自己全无本领，凡事都见得人家几分是处，故自戊午至今九年，与四十岁前迥不相同。

因此，当他在1858年再次出山时，则变得十分注意自我克制，特别注意调整自己和清廷之间的关系，尤其注意历史上那些顾命大臣功高震主的问题。

有鉴于此，他将周公旦视为自己的楷模，时常提醒自己以李德裕、霍光等人专横跋扈而不得善终为戒。

由此不难理解他为什么在出任两江总督兼节制四省军务以后，对如此位高权重却显得喜不胜忧。

曾国藩在日记中披露了他的真实心迹：古之得虚名而值时艰者，往往不克保其终。

思此不胜大惧。

将具奏折，辞谢大权，不敢节制四省，恐覆蹈负乘之咎也。

曾国藩时常提醒自己要注意“富贵常蹈危”

这一残酷的历史教训，他更清楚“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

的封建统治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