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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90年代的边缘生活（第2页）

的转移，是不仅处之泰然，而且甘之如怡的。

我的所谓“边缘化”

，其实是相对而言，离“最边缘”

还远，更无“出局”

之虞。

进入20世纪90年代，我算是找准了自己最恰当的位置。

却忽然得到通知：我的《四牌楼》，在上海市第二届长中篇优秀小说大奖的评定中，荣获了二等奖，并且是唯一的二等奖。

喜出望外，去上海领奖，并参加了上海文艺出版社组织的，在他们的读者服务部的签名售书活动。

再版的《四牌楼》，一个上午，两个多钟头里，买书的人竟络绎不绝。

有的从很远的郊区赶来，若干购书者还留下了他们的名片，希望建立联系，名片的头衔有经理、教师、处长、军医、制片人……据说共卖出了约三四百本，会这么多吗？

上海图书馆提出，要收藏《四牌楼》的手稿。

他们此前还没收藏过我这一辈的作家的手稿，为此，馆长还在百忙中亲自来参加接收仪式。

这一连串的幸运，都很容易使我糊涂起来，以为自己“重返中心”

了。

可是，当在上海图书馆分馆的会议室里，与二十多位与会者围坐在长桌边时，我终于还是清醒过来。

清醒，可为什么感觉上还如梦如幻？

是因为，超级的清醒，如同绘画里的“超级现实主义”

一样，反派生出奇诡的效应。

一位与会者对我说：“希望你一定坚持你这样的写法，我们需要！”

他在文学读者的群体中，大概属于不算太多的那个“子系统”

。

我们对视着，很有点相濡以沫的味道。

我作了《文学与心灵》的讲话。

他们静静地听。

我的讲话没有进攻性，同我这个人一样。

我不掌握也没有资格掌握并且也不想掌握“中心话语”

，我只想说说自己，说说我的处于“边缘”

地带的，也许确是比较古典的美学追求。

我所希望有的，只是现在的自己同以往的自己比，在坚持的前提下，又有新的掘进，并且在吸收包括“中心话语”

和更其“边缘”

的种种话语的营养方面，也更通达。

至今难忘冰心先生沉静地对我说：“人死了，只不过是转过了一扇屏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