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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章 陷阱七 就业困难（第5页）

因为对于个人来说，就业不仅是增加一点点工资问题，更是社会问题。

因为一个人只有有了可靠的就业岗位，才会有一种归属感、成就感、集体感，才可能生活得更好。

也就是说，充分就业是确保社会稳定的重要前提。

我国的就业困难与全要素生产率过低有关。

所以为了应对劳动力供给短缺，政府必须把关注重点放在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上来。

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就必然会掉入中等收入陷阱。

在这方面，拉丁美洲国家的教训值得借鉴。

20世纪内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许多拉丁美洲国家利用劳动力、原材料等生产要素价格低廉的优势，大量吸引外资，经济发展力度非常快，这和我国目前的情形非常相似。

可是接下来，当它们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后，经济增长反而停滞不前甚至大幅度倒退，两极分化严重，并且诱发了大量的经济问题，以及社会动**。

实际上，这就与劳动力供应短缺有关。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蔡昉认为，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国的劳动力无限供给，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最大。

在他看来，未来几十年我国仍然会是世界工厂，但这个世界工厂的外贸、结构、内涵都会发生巨大变化。

如果做不到把经济增长驱动力放在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上，以替代过去的那种资本和劳动等要素投入，就会影响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从而掉入中等收入陷阱[6]。

那么，什么是全要素生产率呢？这个概念最早是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索罗（Robert　M.Solow）提出来的，所以全要素生产率又称索罗余值。

它的完整概念是：生产活动在一定时间内的效率。

容易看出，全要素生产率的来源包括技术进步、组织创新、专业化和生产创新等，是用来衡量单位总投入的总产量的生产率指标，其计算方法是：总产量与全部要素投入量之比。

在这其中，作为人口红利代表的人力，只是各种资源要素（人力、财力、物力）中的很小一部分。

只有把目光放在大力促进技术进步上，才能取代劳动、资本、土地等要素投入的短视行为。

事实上，全要素生产率之所以称为索罗余值，反映的正是在去除劳动、资本、土地等要素投入后的“余值”

。

根据全要素生产率理论，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必须坚持市场和投资机会的自由进入、资源要素和市场的平等获得，让市场发挥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

说穿了就是，只有彻底放开劳动力市场，才能从根本上提高我国制造业竞争力，维护世界工厂的比较优势。

相反，如果政府一味保护落后产业，就会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不利于长远发展。

从这一点上看，蔡昉认为我国普通劳动者的工资每年增长10%是一件好事，能够改善收入分配和就业困难。

如果要说有什么不好的话，那就是可能会给农民家庭发出一种错误信号，认为“读书无用”

、不如早点出来挣钱。

如果是后者，同样会影响我国以后人力资本无法适应产业结构升级需求的危险，这才是要极力避免的。

那么接下来看，怎样才能让市场发挥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呢？最简单、最通俗的做法是工资协商制度。

从道理上讲，劳动力虽然也是一种商品，可它和其他商品不一样，不是完全由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决定的，市场供求关系只是决定劳动力价格（工资）的影响因素之一，除此以外还要受劳动力市场制度的制约。

所以在我国目前跨入中等收入国家门槛后，政府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建立劳动力市场制度，让劳动力市场制度和劳动力供求机制共同发挥作用，来决定当前社会的工资水平。

这也是日本、韩国等国家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带给我们的经验。

从这个角度看，目前我国正处于劳动力市场制度形成的初期，这个阶段的劳动争议不断增加并不一定是坏事。

政府正可以利用这一点，创造一个制度平台来对此进行规范，形成一种劳动报酬与劳动生产率同步提高的有效机制，避免中等收入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