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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西滢与凌叔华属“郎才女貌”

一类，且性情、兴趣、学养诸多方面，亦多投契。

婚后事业上互相影响，是少不了的。

但凌叔华写作时，却总是对陈西滢“保密”

，生怕这位挑剔批评家的一瓢冷水，使她再没有拿出去发表的勇气。

陈西滢写好文章，事先也不给她看。

两人在写作上是各自为战，各不相扰。

陈西滢对太太的才华是欣赏的，但他绝不像今天有些人，吹捧起太太的“文才”

不惜肉麻，竟以“惟一”

云云。

他是冷静而客观的。

1928年，新月书店出版凌叔华的第一个短篇小说集《花之寺》时，他在《编者小言》中说，“在《酒后》之前，作者也曾写过好几篇小说。

我觉得它们的文字技术还没有怎样精练，作者也是这样的意思，所以没有收集进来。”

而我们今天有些文人，因某部作品“走红”

以后，是要将很久以前的旧作也要收到集子里边来的。

相比较而言，陈、凌似乎更像相敬如宾的文学夫妻，倒是凌叔华与徐志摩的交往，显得多了“朋友”

式的随意和欢快。

以至坊间有将徐、凌交往说成情事的流传。

其实，关于他们的交往，当时就已有谣言相加。

后来又有了徐志摩“八宝箱”

的公案，个中底里也许是个永远的谜了。

徐志摩几乎与陈西滢同时认识凌叔华，当时他心里仍陷在与林徽音失恋的苦痛中，处在情感的真空期。

与林徽音一样同是才女的凌叔华，不可能不欣赏徐志摩的率真性情和诗才文思，而且，他是能给所有朋友带来快乐的。

以徐志摩的浪漫天性，他自然会对凌叔华情有所感。

而凌叔华在与徐志摩的交往中，也不可能不感到徐在对纯粹友情之外另有期待和寄托。

这从他在认识凌叔华半年里就有七八十封的通信可以感觉到。

也正是这些信，让喜欢揣测窥探别人隐私者制造了些谣言。

同时，在徐志摩的心目中，凌叔华是“中国的曼殊斐尔”

。

凌叔华曾在写给胡适的信里，为自己，也为徐志摩辩解说，“志摩常与我写信，半疯半傻的说笑话自娱，从未有不可示人之语。

我既愿领略文学情况，当然不忍且不屑学俗女子之筑壁自围。

所以我回信，谣言便生了。

其实我们被人冤的真可气，我至始至今都想志摩是一个文友，他自今也只当我是一个容受并了解他的苦闷的一个朋友。

……我要声明我与志摩永久是文学上的朋友，写此信纯粹本于爱护同道至诚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