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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叔华是中国现代才女作家，崛起并成名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与当时的冰心、庐隐、冯沅君、陈蘅哲、苏雪林齐名。

著名美籍华人学者夏志清早在他的《中国现代小说史》里断言，“不过在创造才能上，这些人都比不上凌叔华。”

这自然是夏先生的一家之言，却不难看出他对凌叔华才华的赏识。

他甚至说，“和冰心一样，凌叔华写的也是妇女和儿童的故事。

和冰心不一样的是，她一开始就显示出一种较成熟的感性和敏锐的心理观察，潜力也比冰心大，可惜的是她在三十年代的作品很少，无法证实这一份潜力。”

这倒确实是事实，凌叔华一生总共出版过五本书：小说集《花之寺》、《女人》和《小哥俩》，散文集《爱山庐梦影》，以及用英文写成的带些自叙传色彩的小说《古韵》。

凌叔华的小说大都情节简单，人物不多，结构纤巧，比较远离时代。

她的文字清秀俊逸而又朴实无华，哀感隽永而又浪漫生情，清朗明快而又雅淡细腻，独具“闺秀派”

之风。

鲁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的序中，曾这样评价她：“凌叔华的小说……恰和冯沅君的大胆、敢言不同，大抵是很谨慎的，适可而止的描写了旧家庭中的婉顺的女性。

即使间有出轨之作，那是为了偶受着文酒之风的吹拂，终于也回复了她的故道了。

这是好的――使我们看见和冯沅君、黎锦明、川岛、汪静之所描写的绝不相同的人物，也就是世态的一角，高门巨族的精灵。”

徐志摩、沈从文和苏雪林更是把凌叔华比作中国的曼殊斐尔。

在第一个将曼殊斐尔小说翻译成中文的徐志摩眼里，“一般小说只是小说，她的小说，她的小说是纯粹的文学，真的艺术；平常的作者只求暂时的流行，博群众的欢迎，她却只想留几小块‘时灰’掩不暗的真晶，只要得少数知音者的赞赏。”

徐志摩认为，“曼殊斐尔是个心理的写实派，她不仅写实，她简直是在写真！

……随你怎样奥妙的、细微的、曲折的、刻薄的心理，她都恰如其分地表现出；她手里擒住的不是一个个的字，而是人的心灵真实的变化。

……她的艺术是在时间与空间的缝道里下功夫，她的方法不是用镜子反映，不是用笔白描，更不是从容幻想，她分明是伸出两个不容情的指头，到人的脑筋里去生生捉住成形不露的思想影子，逼住他们现原形！”

　苏雪林便借此说，“凌叔华作品对于心理的描写也差不多有这样妙处。”

“叔华既具有东方典型美人的美，她的作品也幽深、娴静、温婉、细致，富有女性温柔的气质。

假如文学真有什么‘女性’（Female）、‘男性’（Male）的分别，叔华的作品，可说是百分之百女性的，正所谓‘文如其人’”

。

说到凌叔华的小说，当时已后来的评论虽不是很多，褒贬却也鲜明。

1927年凌叔华发表小说《花之寺》时，沈从文评论说，“叔华女士，有些人说，从最近几篇作品中，看出他有与蔓殊斐尔相似的地方，富于女性的笔致，细腻而干净，但又无普通女人那类以青年的爱为中心的那种习气。”

“以明慧的笔，去在自己所见及的一个世界里，发现一切，温柔地写到那各样人物姿态，叔华的作品，在女作家中另走出了一条新路。

……使习见的事，习见的人，无时无地不发生纠纷，凝静地观察，平淡地写去，显示人物‘心灵的悲剧’或‘心灵的战争’，在中国女作家中，叔华却写了另外一种创作。

作品中没有眼泪，也没有血，也没有失业或饥饿，这些表面的人生，作者因生活不同，与之远离了，作者在自己所生活的一个平静世界里，看到的悲剧，是人生琐碎的纠葛，是平凡现象中的动静，这悲剧不喊叫，不呻吟，却只是‘沉默’。”

贺玉波在《〈酒后〉作者叔华女士》一文里指出，“作者的创作态度不严肃郑重。

因为她是个有闲阶级的夫人，便养成了无聊、轻薄、滑稽、开玩笑的恶习。

而这种恶习便充分地表现在她的作品里，使人读到那种作品上时，发出一种轻视厌恶的心理。”

阿英在写于1929年的《花之寺――关于凌叔华的考察》中认为凌叔华小说的特色，“是在描写资产阶级的太太们的生活和各种有趣味的心理。

她的取材是出入于太太，小姐，官僚，以及女学生，以及老爷少爷之间，也兼写到不长进的堕落的青年。

她应用绘画上素描的方法，来表现以上的两种人物，风格朴素，笔致秀逸。

她的态度，当然是对这种种生活表示不满，她表现了她们的丑态和不堪的内里，以及她们的枯燥的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