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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位卑未敢忘忧国（第2页）

1937年发生“七七”

事变时，邓稼先正在崇德中学读初二，被异族占领的北京城，到处都是日本兵的野蛮粗横，这和校内纨绔们的欺辱根本是天壤之别，邓稼先的民族自尊心被强烈地激发了。

学校门前是府右街，当时有日本宪兵队驻扎在这条街上，凡是中国人路过，都必须向日本兵点头哈腰带鞠躬，这让邓稼先一点儿也不觉得好玩儿，内心非常反感，不待大人指点，年少的邓稼先从此就开始绕道走，上学，放学，宁肯走三倍于原来的路程，也坚决不肯低下自己尊贵的头颅。

每晚到家，母亲知道他又走了很长的路，都要亲热地摸摸他的头，父亲则端着茶水，用欣慰的目光看着懂事的儿子。

这样“不和谐”

的思想，是一定会惹来风波的。

不久之后的一天，湖北汉口陷落，日本兵为庆祝其侵略行径取得了进一步的扩大，给每个学生都发了一面纸制的小太阳旗，让他们挥舞着为大日本皇军的“辉煌”

而庆祝，邓稼先不情愿地接过旗，走出几步后就朝上面吐了口吐沫，并将其撕毁，狠狠地踩在了地上。

他的气是出了，不料就在不远处的一个日伪警察看到了他的所作所为，并将邓稼先告到了学校。

汉奸没想到的是，崇德学校是英国办的教会学校，根本不吃日本人这一套，校方说学校没有这个人，把这事搪塞过去了。

有英国和教会的影响在，邓稼先的初中生涯还算勉强过得去，然而，在邓稼先即将读完高二的时候，太平洋战争全面爆发，英国这柄保护伞正在失去往日的能量，罩不住这所教会学校了，终于，连学校都被日伪当局勒令解散了。

要想活得像个人，必须自身够强大，任何外来的帮助都是暂时的！

都是不可靠的！

此时在邓稼先的内心里，民族与国家层面上的思考已超越了一般的同学。

崇德学校的校长跟邓以蛰比较熟，关系不错，他亲自找到邓以蛰，郑重其事地说：

“邓稼先是个不错的苗子，学业非常有前途，但偏偏思想又非常的激进和不妥协，若是继续留在阴云密布的北平读书，恐怕早晚得出事，还是早点送走吧。”

知子莫若父。

邓以蛰当然更清楚少年邓稼先的心里已经憋着多么惊人的怒火。

他思来想后，觉得不能因为自己无法离开而影响到儿子，正巧大女儿邓仲先此时刚从北京朝阳大学毕业，邓以蛰决定让仲先带着稼先去重庆。

当时重庆正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陪都”

，达官显贵都集中在此，相对于北平乃至国内其他地方，这里是所谓的后方，略微安全一些。

而邓以蛰之所以让邓稼先到重庆来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邓稼先的四叔，亦即邓以蛰的四弟邓季宣在重庆江津国立九中当校长，邓以蛰的二哥邓仲纯则在江津开了一家延年医院，两个至亲在那，重庆的确是最适合邓稼先乱世投奔的好地方。

在人生的关键路口，与其说是邓以蛰为儿子选择了一条离西南联大最近的路，不如说是邓稼先的性格为自己进行了一次抉择的淘洗提纯。

很显然，国立九中是邓稼先人生极其重要的一个转折点——他在这里开始学到了吃苦。

如果说这之前的邓稼先领受到的都是作为亡国奴的精神之痛，现在，他开始真真切切地领受到了物质匮乏导致的肉体之苦。

16岁之前的邓稼先，虽谈不上是富家子弟、“官二代”

，但总体来说家境还是非常宽裕的，属于中等偏上，同时在三所大学教课的邓以蛰为这个家的小康生活立下汗马功劳。

虽谈不上“衣来伸手，饭来张口”

，但上有父母的呵护，下有小弟的跟从，邓稼先的青春岁月，过得还是蛮滋润和潇洒的。

如果没有日本兵的铁蹄肆虐，这原本是天堂般的生活。

但在国立九中，一切呵护都不复存在，严峻的现实让少年邓稼先吃到了人生的第一桶“辛”

！

物资极度匮乏，生活异常艰苦。

单单这么说，读者不会感同身受，试看一则学习中的例子：墨水都没有，有钱也买不到。

邓稼先在高三这个重要的阶段，墨水居然是用一小管靛粉兑上井水充任！

练习本？没有。

邓稼先不得不经常去县城里的一些机关办公楼，蹲在每条走廊里的废纸篓前，精心挑选一些废弃但尚能用的纸张，比如统计图表等，回来后将其装订好，在背面书写。

没有一个老师不夸邓稼先的笔记之工整，那细细的铅笔字是邓稼先手指头上磨出的一层层老茧换来的。

在兴趣的引导下，邓稼先对物理学此时已到了痴迷的程度，一个未来的物理学家初现雏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