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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春风得意马蹄疾（第5页）

我原以为会在岗位上把这一切都弄完，在绵阳这个美丽的地方，我能把这篇建议书写好，把手头的行政事务全部整理清楚，我好专下心来把我的这三部著作整理好，交给年轻人去学习，让他们快点入门，少走弯路，我们这个破烂而巨大的国家，太需要人才了，我干了这一辈子，要是不把我的东西悉数掏出来，让后来人榨干，我此生就是白活！

在邓稼先的回忆中，1950年祖国的天空是历史上最晴朗的天空，尽管在家门口附近，他还是遭遇到了一点点不愉快。

9月20日，大洋彼岸驶来的“威尔逊总统号”

邮轮抵达香港，但因中英当时尚未建交，英国当局不允许船上的中国人在香港登岸，100多名远渡重洋而归的学子们只好无奈地分批次乘坐小木船，“乘风破浪”

地划到中国国境上岸，最后大家在广州集合。

经历了20多天的曲折，终于踏上了新中国的土地，邓稼先无比激动。

但他暂时没有心情浏览新广州街头的巨大变化，他急匆匆地又是一路颠簸回到北京，在满耳朵响彻着《十月的北京好阳光》的歌声中，他走进北大未名湖畔的朗润园，敲响了“松风水月”

匾额下的红门，他终于见到了红光满面惊喜有加的父母亲。

王淑蠲出来眼带泪花地抱住了儿子，高大硬朗的父亲站在母亲的身后冲着儿子微笑，用眼睛的余光扫了扫邓稼先肩挎的不算鼓囊的背包，内心里也许在嘀咕着：两手空空的，也没带瓶洋酒回来给我喝！

这是邓稼先把父亲惯出来的毛病。

从16岁离家远赴重庆和昆明后，邓稼先偶尔每次回家，都成了家中最热闹的大事，跟过节一样。

最高兴的无疑是邓以蛰，他能喝到儿子亲自买给他的好酒，假如邓稼先节省下来的学费还够买酒的话。

经常是这样一种状态：父子二人各拿一个杯子，你一杯我一杯地碰，然后儿子抿一小口就放下，父亲却慌不迭地一饮而尽，儿子只好再给老父亲斟满。

喝得差不多的时候，父亲就会借机给儿子开讲，讲四壁悬挂着的字画的来历和八卦新闻，他东一榔头西一棒子，但绝对是妙语连珠，把儿子弄得神思迷醉、咋舌连连，这时，父亲就趁机再给自己的酒杯满上——儿子本不许他再喝了。

可他爱喝，爱跟自己的得意儿子一起逸兴豪飞。

邓以蛰印象最深的就是1946年的夏天，刚刚受聘任北京大学物理系助教的儿子，在回到阔别6年的北平后，就用第一个月的全部薪水，给父亲买了两坛茅台酒和两条好烟！

邓以蛰抽着儿子奉上的香烟，品着儿子斟满的好酒，那种快乐真是无以言表，假若不是在动**的岁月里，这当真是一幅其乐融融的和谐之家图！

当然，虽然没有给父亲带几坛子好酒回来，但这次孝顺的长子绝对没有两手空空。

几天后，在政府举办的为留学生接风洗尘的宴会上，当有人问邓稼先回国后都带回些什么好东西时，他憨厚地笑了，道“给父亲买的几双尼龙袜子，还有一脑袋的核物理知识”

。

到处是忙忙碌碌的人群，人们精神焕发，走路虎虎生风，指日可待的好日子让人们充满了劲头儿，干什么都“劲劲儿”

的！

1950年的北京，街道上还看不到今天的“2.0版车水马龙”

——“首堵”

状态，无论是西四、东单、复兴路还是地安门大街，虽然每条路上都是人，但秩序极其井然，让人觉得整个北京是一个正在发酵的大馒头，热气腾腾，但个个齐整、标准、规范。

那种蓬勃与朝气，正是邓稼先已经很久没看到的，甚至从他出生起就没看到过。

全国人民都在为投入新中国建设而努力着，尽管很多人不是很明白“高积累、低消费”

到底是什么意思，但几乎没有多少人像今天的大街小巷一样到处弥漫着浓重而辛辣的牢骚。

“这就是我要的新中国！”

邓稼先推着自行车，在街头情不自禁地喊了出来。

一个穿着短襟上衣的壮汉匆匆走过，憨笑着，给他一个赞。

这一切是如此的顺理成章，如此的自然大方，这一切让刚满26岁的邓稼先充满了**！

他甚至想高喊一声：我回来了，北京！

他很想模仿一下《红与黑》中于连初到巴黎时的野心勃勃和兴趣盎然，但立刻觉得很不合适，就没有喊出来。

他只是听见自己的心跳非常厉害。

他又高，又胖，但很英俊，很儒雅，虽然从不刻意穿着，但整体给人的感觉从来都是书香四溢，应了苏轼在《和董传留别》中所写的“粗缯大布裹生涯，腹有诗书气自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