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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幕很凄惨（第4页）

，我怎么能“奏此速效”

？我“自揣殚竭愚忱”

，能在一两年内或可把东路这十三府州的局面逐渐地稳定下来就算不错了。

至于“北路防河之法，西路督剿之方”

，都不是我所能办到的了。

对此，曾国藩提出一个建议，请同治帝“敕下九卿科道，八省督抚，会议剿捻事宜”

，也就是搞联合行动，共同对付捻军。

与捻军交战之初，曾国藩的“以有定之兵，制无定之贼”

的战略战术还是发挥了一定作用，取得了一些战绩。

比如，刘铭传大败捻军于颍州；清军击败进犯徐州、丰县的捻军等。

尤其是清同治四年（1865年）八月二十日，捻军图谋山东“膏腴之地”

，曾国藩命潘鼎新部扼守运河，从江苏战区调集步兵、骑兵驰赴山东，调集安徽战区的部队接防徐州，并派出一部支援山东，调集周盛波部移驻河南战区的归德，留刘铭传部驻守周家口，用曾国藩的话说，此番调度达到了“东顾齐省，西顾豫省，中间兼顾徐州、临淮两处”

[29]，实现了曾国藩所谓“一处有急，三处往援，有首尾相应之像”

[30]的战略构想。

但随着形势发生的不断变化，捻军改变了策略，以动制静、以变应不变的战略战术，应对曾国藩的以静制动、以不变应万变的战略战术，试图打破他“以逸待劳”

之策。

按照曾国藩的战略构想，除了在四大战区驻守重兵扼守外，必须建立一支机动性很强的“游击之师”

。

从已有的经验来看，与捻军作战，没有这样一支机动部队参战，就难以“纵横追逐”

，把握主动。

而建立机动部队，首先就要有骑兵，可曾国藩手里恰恰就是骑兵太少，新募的马勇又“其数无多，其技尤劣”

，这样的部队是不敢投入战斗、“驱之向敌”

的。

由于“久未办成游击之师”

，曾国藩“自问尚无破寇之术”

。

曾国藩为此“日夜焦思，弥深愧悚”

[31]。

此时，同治帝又来瞎指挥，说河南的骑兵单薄，直隶的河防“渐松”

，要把副都统安住所带的骑兵调给河南使用。

这显然是同治帝对曾国藩专注山东防务，尤其是仅仅拘泥于十三府州的做法表示不满。

按照同治帝的想法，曾国藩应该像僧格林沁那样与捻军“纵横追逐，使之不得休息”

。

而这却是曾国藩最忌讳的。

曾国藩据理力争，上书阐述自己的主张。

他说自己之所以注重东路，是因为山东“北邻畿辅”

，是天下的根本所在；“南邻江苏”

，是粮饷器械的供应地，是部队的根本所在。

捻军之所以注重东路，是因为山东的运河以北“平衍富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