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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幕很凄惨（第5页）

，不像河南、安徽那样难以解决后勤保障问题。

如果不经过几次“痛剿”

而重创捻军的话，那么捻军“断不能忘情于山东”

。

所以，曾国藩认为山东的问题一日不解决，就不可能驰援直隶，并希望把要调走的骑兵调回原处，同时要考虑增加一些步兵。

至于河南的防务问题，一旦捻军有所动作，曾国藩表示自己将与河南的地方督抚协商行动，或者派安住的骑兵驰援，也会“添派大枝游击之师”

参加会剿。

曾国藩所称的“大枝游击之师”

指的就是刘铭传所部。

曾国藩下决心把刘铭传部由固守之军，变成游击之师，遵照同治帝的要求，“随贼所向，跟踪追剿”

。

开始时，包括同治帝在内，几乎所有的清朝统治者，没怎么把捻军当成一回事儿，即使损失了僧格林沁也没有谁在意。

而刚刚剿灭了太平天国的曾国藩封侯拜相，威风八面，正是声名显赫、不可一世的时候，自然也不会把捻军放在眼里。

试问，捻军还能比太平军更强大吗？比太平军更具战斗力吗？此外，清廷会剿捻军多年，基本上没有多大成效，那些参加会剿的官员没有几个跟同治帝说实话的，使同治帝很难了解捻军的真实情况，这也是他对捻军掉以轻心的主要原因之一。

待曾国藩与捻军交手后不由大惊，他发现与捻军作战，敢情和与太平军作战完全是两码事。

如果说太平军是正规军的话，那么捻军就是游击队；如果说太平军作战还讲究点儿战略战术的话，那么捻军则完全是随心所欲，为所欲为。

这大概就是清廷攻剿十年，而捻军却“奔突六省，久成流寇之症”

的原因所在。

曾国藩上奏同治帝说，过去的那些奏报，“每多粉饰虚浮”

，更有甚者“或无战事，而开单请奖”

，不仅虚冒战功，而且欺君罔上，把同治帝蒙在鼓里。

曾国藩检讨自己“剿贼”

十个月而没有取得多大成效，为至今也没有找到有把握的“制寇之方”

而“终夜以思，且忧且愧”

。

曾国藩力劝同治帝千万“弗轻视此贼”

，应该“博取将才，求为可继，稽核奏报，戒其勿欺”

[32]。

清同治五年（1866年），捻军进入河南、安徽境内，继续机动灵活地打击清军，迫使曾国藩部疲于奔命，穷于应付。

曾国藩认识到，捻军的目的就是要拖垮清军，然后歼灭之。

所以，必须抓住主动权，再一味地这样被动应付下去肯定是不行了，难免有朝一日重蹈僧格林沁的覆辙。

除了曾国藩以外，同样认识到这个问题的还有刘铭传。

早在上一年，刘铭传就在进入河南查看地形之时，向曾国藩提过扼守东部沙河，“驱贼于沙河以南，以蹙其势”

[33]的建议。

但当时由于兵力不足，刘铭传的建议没有被曾国藩所采纳。

现在的情形发生了很大变化，捻军张总愚、牛洪等部渡过沙河，进入河南南部，捻军任柱、赖文光等部也将南渡沙河、淮河。

由于重点防守运河取得初步成效，曾国藩觉得应该在沙河照此办理，“俾贼骑稍有遮拦，庶军事渐有归宿”

[34]。

据此，曾国藩召集地方督抚大员、清军众将，做出分段防守沙河、贾鲁河的战略部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