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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84章 金朝一桩离奇的巧合冤案（第4页）

嬴政高坐其上，眼神锐利如刀。

他听完臣下议论，沉声道：“李斯，依秦律，此案中县吏当何罪？伍长可有过失？那曹王完颜永功，又当如何评价？”

李斯迅速回答：“陛下，依秦律，官吏‘论狱不直’（判案不公正）、‘纵囚’或‘不直’（故意出入人罪），皆有重罚。

此县吏拷掠成招，不察疑点，草率定案，几致冤杀，属‘不直’之甚，当处以重刑，乃至弃市。

伍长见疑追捕，是其职责，然其先入为主，证言恐有偏颇，但非主责。

至于曹王完颜永功，能于案卷中察觉时间矛盾，压下冤案，最终使真相得白，救人性命，此乃‘明察’之吏，当予褒奖。

然其最后言‘拷掠足以称杀牛之科’，将非法之刑讯与私宰之罪等同视之，于法理似有不妥，私宰自有其罚，岂可以冤狱之刑相抵？此或是其出于怜悯之权宜说法，非律法正论。”

嬴政颔首，语气冰冷：“秦法之要，在于‘信赏必罚’，‘刑无等级’。

此案警示，律法再密，若执掌之人昏聩酷暴，或拘泥成见，不察详情，则良法亦成害民之具。

传朕旨意：第一，将此案详载，发往各郡县，令所有狱吏、令丞学习，引以为戒。

着重申明：审案必重证据链之完整合理，严禁单凭口供（尤指刑求所得）定案；对异常巧合须高度警惕，详加核查；尸伤检验须合常理时令。

第二，重申秦律中关于官吏‘不直’、‘失刑’之罚则，御史要加强巡查各地狱讼。

第三，嘉奖曹王之明察，然需注明，以非法之刑抵他罪，非秦法所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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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长安城，未央宫前。

汉武帝时期，儒家思想渐渗司法，但仍承袭秦制不少。

天幕案件令君臣深感司法实践中情、理、法平衡之难。

刘彻眉头紧锁，看向张汤（时任酷吏，亦精通律法）和董仲舒：“此案离奇若此，几成笑谈，然其中血泪，令人心惊。

张汤，你若为廷尉，当如何处置？”

张汤沉吟道：“陛下，此案破绽确在尸腐之速。

县吏无能，不辨物理，不查隐情，只知拷掠，酿成冤狱，其罪当劾。

然臣以为，伍长见持刀奔逃者而捕之，亦在职责之内。

唯那名杀牛男子，私宰耕牛，本已有罪，见官而逃，更增其疑。

然其罪不至死，更不该蒙杀人重罪。

曹王能察微知着，是其明断。

臣以为，司法之要，在于‘精审’。

证据需环环相扣，不合常理处必为深究。

此案若初时能细查杀牛原委、查访妇人平日品行、核实尸体腐坏程度与失踪时日，冤情未必不能早明。”

董仲舒则从“春秋决狱”

、“原心定罪”

的角度提出：“陛下，此案亦可见‘听讼’之道，当‘察其情，明其心’。

县吏只见其迹（血刀、逃窜、腐尸），不察其情（男子杀牛之由、恐惧之心，妇人私奔之实），更不明其心（男子无杀人动机，妇人有私奔之心），故入人罪。

曹王能疑而察之，近乎《春秋》‘慎刑’之义。

然其以拷掠抵杀牛之罪，虽有仁心，然于法度有亏。

私宰有私宰之罚，岂可混淆？臣以为，当严惩枉法之县吏，申诫伍长捕人须更重实据，表彰曹王之慎，释放无辜，另案追究私宰及那具无名腐尸之来源。”

汲黯愤然道：“陛下！

此乃草菅人命！

县吏为求破案之功，不惜以酷刑取供，以巧合定案，此与杀人何异？伍长亦有过失，岂能见持刀者便定为凶犯？农夫屠夫，日常用刀者众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