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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84章 金朝一桩离奇的巧合冤案（第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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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路提点刑狱公事（监司司法官）与属官观看后，面色严峻：“此案堪称冤狱样本！

其一，初查不明。

妇人失踪，当先问其家世邻里，查其平日交往，有无恩怨、奸情。

岂可仅凭路人一语，便直追而下？其二，捕人草率。

持刀者众矣，屠夫、庖丁、樵夫，皆可用刀。

见刀便疑为凶器，见逃便定为凶犯，何其谬也！

当先行喝止盘问，查验刀上血迹新旧、来源，询问杀牛情由并核实。

其三，刑讯滥施。

我朝虽有‘拷讯’之制，然须‘参验圆结，事状疑似，犹不首实者’，方可有限度用之。

此案毫无旁证，全凭臆测，便行大刑，实属非法。

其四，检验失职。

尸体打捞上岸，竟不请作作（验尸官）详验死亡时间、伤痕、溺水特征与失踪时日是否吻合，仅因‘半腐’便草率认定，荒唐至极！

其五，迷信巧合。

世间巧合固有，然司法断案，须以常理、实证为根基，岂能倚重巧合定人生死？”

属官道：“大人所言极是。

那曹王所疑尸腐之速，正是检验之要害。

若当时有合格作作，依据《洗冤录》类知识，当能推断尸体入水时日远早于案发，冤情立显。

此案若无曹王，必成千古奇冤。

然即便有曹王，那杀牛者已受尽酷刑，水中无名尸亦沉冤莫白，司法之失，已然铸成。”

宋仁宗或神宗若闻此事，必会召集大臣强调狱讼公正。

“此金朝之案，足为我朝之镜。

着令刑部、大理寺，严核天下上奏案牍，凡有证据单薄、偏重口供、检验不详、情理可疑者，务必发回重审。

并令各路提刑司，加强州县狱吏培训，尤重证据搜集与检验之术。

另，将此事编入官吏戒训，使皆知‘明慎用刑’之义。”

明，南京北京，刑部与都察院。

明朝司法以严酷着称，厂卫特务体系介入司法，刑讯普遍，但亦有一套制度。

天幕案件在明朝君臣看来，县吏无能酷烈是主因，但亦可能暗自心惊于本朝某些相似弊端。

朱元璋最恨贪官污吏，亦重视司法（虽手段酷烈）。

他观后勃然大怒：“糊涂透顶的狗官！

该杀！

该剐！

破不了案，就胡乱抓人，严刑拷打，拿巧合当证据，这不是审案，这是杀人！

那曹王还有点眼力，不然又是一条冤魂！

传旨！

将此事刻版印刷，发到全国所有府州县衙，让那些当官的都给咱看清楚了！

谁敢学这个狗县令，糊里糊涂用刑，拿巧合断案，咱就把他剥皮实草，悬在衙门口示众！

刑部、都察院、大理寺，你们给咱盯紧了，复核案件要仔细，发现这样的，立刻严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