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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听纳下（第2页）

隋炀帝不就是一面镜子吗?这位“好自矜夸”

的暗主，护短拒谏，偏信了虞世基。

农民起义早已风起云涌，陷没郡县，而虞世基报喜不报忧，隋炀帝什么都不知道。

下情不得上通，其结果是身死而国亡。

贞观三年十二月，在讨论《论语》经义时，孔颖达提醒说：“若位居尊极，炫耀聪明，以才凌人，饰非拒谏，则下情不通，取亡之道也。”

唐太宗听了，“深善其言。”

为了避免重踏亡隋的覆辙，他特别强调“朕遇千虑一失，必望有犯无隐”

?希望大臣们踊跃谏诤。

清代史学家在评论太宗纳谏时指出：“盖亲见炀帝之刚愎猜忌，予智自雄，以致人情瓦解而不知，盗贼蜂起而莫告，国亡身弑，为世大谬。

故深知一人之耳目有限，思虑难周，非集思广益，难以求治”

这是符合历史实际的。

唐太宗不仅善于“兼听”

，而且注意“博学”

。

既然个人才智有限，就必须努力地“学”

与“问”

。

魏徵曾经奏称：“陛下身居九重，细事不可亲见，臣作股肱耳目，非问无由得知。”

唐太宗也确实是这样做的。

早在贞观元年闰三月，他就“亟延耆老，问之政术。”

还规定京都官员五品以上的，轮流到中书内省值班。

每次召见，与之交谈，“询访外事，务知百姓疾苦，政教之得失焉。”

贞观二年，唐太宗又强调：“为人大须学问”

。

所谓“学问”

，除了询问政务外，还十分注意读书学习。

他说：“人之读书，欲广闻见以自益耳”

为了学习自古以来治国的道理，特地嘱咐魏徵等编纂《群书治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