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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偃武修文 尊儒崇经（第4页）

颜师古少传家业，遵循祖训，博览群书，精研训诂，从祖业中继承了研究经学的基本功。

贞观初，曾任中书侍郎，后坐事免。

闲官之际，奉太宗之命，潜心于《五经》考定，自然是很适宜的。

颜师古利用“秘书省”

所藏的大量经籍图书，以晋、宋以来古今本为依据，悉心校正。

这实际上是对魏晋南北朝以来《五经》版本与文字的一次大清理。

历时两年多，《周易》《尚书》《毛诗》《礼记》《左传》等《五经定本》完成了，并呈献给唐太宗。

太宗十分重视，特地请宰相房玄龄召集诸儒“讨论得失”

，加以评议。

由于诸儒的学派观点不同，纷纷对《五经定本》提出了很多意见。

“于是异端锋起，师古一一辩答，取晋宋古本以相发明，所立援据，咸出其意表，诸儒皆惊所未闻，叹服而去也。”

唐太宗知道后，“称善者久之”

。

最后，于贞观七年十一月，“颁其所定书于天下，令学者习焉。”

这样，颜校的《五经》以封建专制政府法定的经典形式，颁行全国，作为中央朝廷至地方州县各级学校的标准教科书。

对于习学者来说，克服了过去求经无所适从的苦恼。

第二步是编撰统一的《五经》义疏，对于南北经学作了一次大总结。

《五经》版本的统一，为下一步《五经》义疏的统一打下了基础。

按理说，贞观七年《五经定本》颁行后，接着就该是经书注疏工作。

但因故迟至贞观十二年，唐太宗针对当时“儒学多门，章句繁杂”

的情况，命令新任国子祭酒孔颖达主编《五经》义疏。

孔颖达深明《五经》，隋末与“名重海内”

的经师刘焯辩难经义，“多出其意表”

，说明孔氏对南北经学深有造诣。

唐太宗任他为主笔，亦可谓知人。

唐初，由于沿续了南北经学的师承关系，造成了思想上和理论上的歧异，学校缺乏统一教材，科举缺乏统一答卷。

所谓“师说多门”

，显然不能适应唐初政治上统一的需要。

统一南北经义与学风，也就成为文治的当务之急了。

然而，义疏工作量比校刊《五经定本》大得多，所以，由孔颖达领衔外，辅之以颜师古、司马才章、王恭、王琰等名儒，参加者还有国子司业、助教，太学博士、助教以及四门博士、助教等，共计二十几人。

经过两年的努力，一百八十卷的《五经》义疏终于贞观十四年二月编成了，名称叫“义赞”

。

唐太宗颇感满意，特下诏褒奖曰：“卿等博综古今，义理该洽，考前儒之异说，符圣人之幽旨，实为不朽。

"不过，太宗认为“义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