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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兴礼乐（第4页）

著称的魏徵，一反常态，吹嘘唐太宗“拨乱反正，功高百王，自开辟以来，未有如陛下者也。

更创新乐，兼修大礼，自我作古，万代取法，岂止子孙而已。”

贞观君臣之所以把“制礼作乐”

当作“万代取法”

的事业，是因为礼乐那套东西适应封建专制主义统治的需要。

除了官修《五礼》外，还盛行私人的礼学研究，出现不少著名的《三礼》（《周礼》《仪礼》和《礼记》）专门家。

有清代史学家说：“六朝人最重《三礼》之学，唐初犹然。”

唐初礼学既有继承六朝的内容，又带有统一时期的新特点。

针对南北礼学注疏纷繁、章句庞杂的弊病，魏徵将流传颇广的戴圣《礼记》进行删削，即所谓“魏氏病群言之冗些，采众说之精简。”

以数年时间，完成《类礼》二十篇。

这部书好就好在它“削其重复，采先儒训注，择善从之，研精覃思。”

由于魏徵编撰的《类礼》有删繁就简、择善而从的优点，所以“太宗览而善之，赐物一千段，录数本以赐太子及诸王，仍藏之秘府。”

贞观时期，礼学作为封建经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然具有思想指导的意义。

于是，以礼制约各种社会关系，成为贞观君臣们强调的行为规范，突出的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以礼维护封建君主专制制度。

唐太宗重视礼学，如同任何封建帝王一样，首先在于维护君权的威严。

所谓“礼者，敬之本；敬者，礼之舆。

故《礼运》云：‘礼者，君之柄，所以别嫌明微。

’”

贞观十一年十月，即《贞观新礼》颁发后半年，唐太宗在洛阳宫积翠池宴请群臣，就《尚书》赋诗一首：“日昃玩百篇，临灯披《五典》。

夏康既逸豫，商辛亦流湎。

恣情昏主多，克己明君鲜。

灭身资累恶，成名由积善。”

接着，魏徵就西汉史事作诗道：“终藉叔孙礼，方知皇帝尊。”

太宗一听，甚为高兴，说：“魏徵每言，必约我以礼也。”

可见，贞观君臣，以礼相约，具有维护封建皇帝尊严的作用。

同时，礼对于封建等级制度来说，也是须臾不可少的东西。

由于封建统治秩序的特征是论等级、讲尊卑、别贵贱，所以在礼仪上必然要有烦琐而严格的规定，包括第宅、车马、婚嫁、丧葬、祭祠等都不准僭越。

例如，贞观四年八月，唐太宗诏以“常服未有差等，自今三品以上服紫，四品、五品服绯，六品，七晶服绿，八品服青；妇人从其夫色。”

又如，唐太宗有一爱女名叫长乐公主，是长孙皇后所生，平日十分宠爱。

当公主出嫁时，特意“敕有司装赍视长公主而倍之。”

长公主是高祖之女，长乐公主之姑，按婚礼规定，嫁妆多少应随辈分高低而定。

唐太宗将爱女嫁妆加倍的做法，显然是违背礼制的。

魏徵便以为礼经“制有等差，渠可越也”

，要求改变偏爱越礼的做法。

长孙皇后闻知此事，督促唐太宗应以礼办事，从而维护了封建等级制度。

第二，以礼制律，刑礼相辅而行。

唐太宗继承与发展汉以来援礼入律的传统，一方面，把礼学作为制定与修改律令的指导思想。

一部《唐律》，其绝大多数篇章都是按礼定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