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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兴礼乐（第5页）

正如《明史·刑法志》指出：“唐撰律令，一准乎礼，以为出入”

。

也就是说，以礼之出入作为量刑定罪的标准。

唐太宗还指示房玄龄以礼修改恩不相及，祸俱株连的酷法。

房玄龄“据礼论情”

，修改了过去因犯“谋逆”

而株连兄弟而处死刑的条文。

这是以礼制律、改死为流的例子，说明唐初礼学与律学之间互相渗透，以刑外礼内的形式加强了儒家礼学对律学的影响。

另一方面，唐太宗为了维护礼学，也以刑拯礼之失。

贞观十一年，他下诏说：“失礼之禁，著在刑书。”

针对当时逾越丧礼而竞相厚葬的风气，提出严厉的批评：“富者越法度以相尚，贫者破资产而不逮，徒伤教义，无益泉壤，为害既深，宜为惩革。

其王公以下，爰及黎庶，自今以后，送葬之具有不依令式者，仰州府县官明加检察，随状科罪。”

这是对“失礼”

者绳之以法的例子。

第三，以礼作为政治准则，调整封建统治阶级的内部关系。

贞观君臣十分强调以礼作为行为规范，合乎礼的就办，不合乎礼的就要改正。

《旧唐书》卷七十赞曰：“动必由礼，言皆匡躬。

献规纳谏，贞观之风。”

这确实反映了贞观时期政治生活中的一个特点。

唐太宗不仅注意以礼来约束自己的行为，而且经常引用礼经来教诲自己的子弟。

贞观十一年，他告诫吴王恪说：“若不遵诲诱，忘弃礼法，必自致刑戮，父虽爱之，将如之何?”

教戒诸王，训以礼法，显然是防止出现“犯义悖礼，**荒无度，不遵典宪，僭差越等”

的情况，夕防止引起皇室内部的争斗。

同样，大臣们上疏规谏，也时常引礼献言。

贞观十二年春正月，礼部尚书王珪上奏指出，三品以上公卿大臣途遇亲王，都要下马拜见，事属“非礼”

。

魏徵支持此说，认为按照礼度亲王与三品以上公卿品位相当，礼仪均等，“为王降乘，非王所宜当也。”

可见，王珪、魏徵进谏的立论根据在于是否合乎礼制。

因为谏诤符合礼典的精神，所以唐太宗也就接受了，规定三品以上公卿路遇亲王不必下马。

魏徵还主张帝王要以礼对待臣下。

贞观十四年，他又上《论治道疏》，说：“虽臣之事君无二志，至于去就之节，当缘恩之厚薄，然则为人主者，安可以无礼于下哉!”

这里，把君王礼臣看成是臣下忠君的前提，又以礼作为调整君臣之间的行为准则，算是开明的政治观点。

唐太宗不仅接受了，并且付之贯彻执行，从而形成了君臣共治，上下相亲的局面。

可见，在贞观君臣的倡导下，礼学结合时政，对于协调君臣关系起了显著的作用。

诚如有学者听说：“唐人之究心三礼，考古义以断时政，务为有用之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