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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述当代史（第2页）

实录的起迄时间是起创业、迄贞观十三年，余下的十年史事，生前来不及完成，至高宗显庆初续成，亦二十卷，共计四十卷。

成书于贞观十七年的高祖、太宗实录是唐初的第一部实录，也是有史以来最详备的实录。

为了鼓励修史，唐太宗对监修房玄龄诏降玺书褒美，赐物一千五百段，封修撰许敬宗高阳县男，赐物八百段。

高祖、太宗实录既然是从国史中删略而成的，可见，国史详、实录略；国史修撰在前，实录删略在后。

故刘知幾说：“司空房玄龄、始事中许敬宗、著作佐郎敬播相与自立编年体，号曰实录。”

“自立编年体”

当与纪传体的国史有所不同，类似于荀悦的《汉纪》体裁。

高祖、太宗实录既然记载当代君主立身行事，又是明知太宗亲自阅读的，经“删略”

后，必有曲笔。

如记录玄武门之变“语多微稳”

，就是一例。

太宗观书至此，感到不妥，便要房玄龄转达他的旨意云：史官执笔，不应有所曲隐，“即令削其浮词，直书其事”

。

封建帝王多以个人好恶歪曲历史，唐太宗主张直书其事，不为尊者、贤者讳，这是难能可贵的。

唐太宗还责令史官应善于鉴别史事性质，褒贬分明，肯定玄武门之变可与周代“周公诛管蔡而周室安，季友鸩叔牙而鲁国宁”

相类，是“安社稷，利万民”

的义举。

通过以史喻史，说明唐太宗不仅好论古今，而且卓有史识。

然而，唐太宗没有将秉笔直书原则贯彻到底。

例如，关于晋阳起兵的首谋决策人物，无论旧、新《唐书》或《通鉴》均一致颂扬唐太宗。

诘诸史乘，当非信史，这难怪《唐书》与《通鉴》不加考订，因为这些史书是以《高祖、太宗实录》作为依据修撰的，在修史诸公看来也是持之有故的。

问题在于实录本身虚美失真。

虽然，实录的删编者名义上是房玄龄、许敬宗、敬播三人。

然而，房玄龄总司百揆，无暇预闻其事；敬播位在敬宗之下，他的直笔史风也受压抑。

史载：“初，高祖、太宗两朝实录，其敬播所修者，颇多详直”

。

而许敬宗是实录的实际主编，他“辄以己爱憎曲事删改，论者尤之。”

可以断言，在他笔下，必有掩高祖之长、映太宗之功的倾向。

须知，太宗既看到玄武门之变的史事，必然看过开首的晋阳起兵。

然而他竟无一辞异议，说明他默认了这些不切实际的记录，暴露了他窃父功而据为己有的隐私作风。

除了国史和实录外，唐太宗还十分重视起居注的编录工作。

起居注是中国古代史官记载帝王的言行录。

李林甫注《唐六典》起居郎条云：“汉献帝及西晋以后，诸帝皆有起居注，皆史官所录。

自隋置为职官，列为侍臣，专掌其事，每季为卷，送付史官。”

唐因隋制，承袭起居舍人外，另置起居郎两员。

郎掌录皇帝起居法度，相当于古之左史，舍人录皇帝制诰，相当于古之右史，退而编录为起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