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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第3页）

傅奕上疏排佛正好切中时弊。

对此，司马光早有卓见：“上（高祖）亦恶沙门、道土苟避征徭，不守戒律，皆如奕言。”

傅奕曾建议将十万僧尼还俗，“请令匹配，即成十万余户，产育男女，十年长养，一纪教训，可以足兵。”

明代的吾谨在《唐神尧罢浮屠、老子法议》中说得更为透彻：“（李渊）所以废之者，时以习其道者不事徭赋，以空吾之户口而已矣，固非恶其道而废之也。”

指出高祖废佛目的是出于增加国家编户与徭赋，当非出于反对佛教教义，故与傅奕意图不同，这决定了他的排佛态度不是坚定的，一旦当群臣反对，也就改而不行了。

综观高祖对佛教的态度是兼收利用与控制有效的。

当统一战争中僧众有力可借时，则予利用；当僧势器张时，则予抑制。

这与隋主大造佛寺、广置佛像、普度僧尼、众建佛塔相比，高祖则无一项斯举。

特别是诏汰天下浮屠，具有卓识，后人谓“高祖独能毅然而废之，是不可谓其不贤于人也。”

当有所据。

唐太宗执政之初，为了争取僧道徒众的支持，曾一度改变了乃父抑佛尊道的做法。

于玄武门之变的当天，就迫使高祖撤销了“四月辛巳，废浮屠，老子法”

的禁令，并申明，"至六月四日敕文，其僧尼道土女冠，宜依旧定。”

“旧定”

者，即恢复当年四月抑佛前的佛先道后的排列位次。

贞观元年，唐太宗以虔信佛教的姿态向傅奕提出诘难：“佛道玄妙，圣迹可师，且报应显然，屡有征验，卿独不惜其理，何也?”

傅奕解释，佛是胡神，起自西域，后传中国，“于百姓无补，于国家有害”

，唐太宗听了，颇以为然。

可见，他虽尊佛，但并不佞佛；而且尊佛观点也不强烈。

傅奕以儒黜佛的进步思想，反映了唐初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的政治需要。

唐太宗注重治世，势必反对出世与抑制南北朝以来日益膨胀的佛教势力。

然而，他鉴于当时政局未稳，并没有马上抑佛，而是因势利导，利用佛教教义作为巩固封建统治的精神武器。

贞观二年五月下敕云：“章敬寺是先朝创造，从今以后，每至先朝忌日，常令设斋行香，仍永为恒式。”

为隋代所立佛寺设斋行香，目的是借此笼络隋臣。

次年，唐太宗开译经馆，任命西突厥的波罗颇迦多罗主持，并度僧三千人。

同年闰十一月，他又利用佛教的超度亡灵说教，大搞念佛拜谶的法坛迷信，下诏宣扬“释教慈心，均异同于平等。

是知上圣恻隐，无隔万方，大悲弘济，义犹一子。”

为了所谓“济其营魂”

，决定于晋阳起兵以来，作战之处，“为义士、凶徒殒身戎阵者，立寺刹焉。”

在他决战取胜的戎场建造七所佛寺，如在战败宋金刚的晋州立慈云寺，镇压窦建德的汜水营立等慈寺，平刘黑闼的洺州建昭福寺等。

由上可知，贞观初，唐太宗对待佛教的态度比较缓和。

究其原因，当与他个人的战斗经历与政治生涯有关。

武德四年，他平定王世充之乱，曾得力于嵩山少林寺僧兵之助，事后接见过立功的长老，表彰他们的功绩云：“法师等并能深悟机变，早识妙因，克建嘉猷，同归福地，擒彼凶孽，廓兹净土”

，还说李唐王朝受到“彼岸之惠”

，当攻克东都之后，使僧、俗人等“各安旧业”

。

既然作了许愿，即位后就需兑现，于是采取缓和朝廷与佛教势力之间的紧张关系。

贞观初他下的《度僧于天下诏》即可知一般，诏令赞扬佛教“慈悲为主，流智慧之海：膏泽群生，翦烦恼之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