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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第2页）

的太子走上“侈纵日甚”

的浪**歪道，于志宁、杜正伦的直谏都不能使他回心转意。

杜正伦只得向太宗作了申诉，太宗指示道：“我儿疾病，乃可事也。

但全无令誉，不闻爱贤好善，私所引接，多是小人，卿可察之。

若教示不得，须来告我。”

唐太宗认为承乾的君德缺陷比之生理缺陷更为严重，这无疑是对的，然而承乾的病足会反过来加深了他的不怀好感。

杜正伦想不负君望，采取了从正面诱导的教育方针，着力弥补承乾“不闻爱贤好善”

的缺陷。

但是屡次开导都没有奏效，最后只得摊出底牌，想用乃父的私嘱来威慑他，冀其震惧，改过自新。

哪知李承乾作表奏闻，唐太宗感到难堪，迁怒于杜正伦泄露旨意，贬为州官，以作惩罚，这反过来又加深了太宗对承乾的不满。

即使经此波折，唐太宗还未完全失去对承乾的希望，又选中当代宿儒孔颖达为太子右庶子，以匡其失。

孔颖达坚守谏职，“每犯颜进谏”

，面折承乾。

承乾的乳母认为措辞过重，孔颖达不为所胁，反而“谏诤愈切”

;并借承乾命撰《孝经义疏》之机，“因文见意，愈广规谏之道”

。

太宗闻讯，予以物质奖励，“以励承乾之意”

，可是承乾无动于衷。

唐太宗只得另觅名师，贞观十二年，迁孔颖达为国子祭酒，遂任命著名诤臣张玄素为太子右庶子。

李承乾辜负了唐太宗的殷切期望，政治上失宠了，随之父子之间的骨肉之情也趋疏远了。

贞观初，太宗亲自驾临东宫，了解承乾学业进展，贞观七年还时有相见，此后，就不见太宗行幸东宫或与之频相谈论的史载。

唐太宗对承乾之所以日益疏远，固然是承乾嬉戏废学、屡教不改所致，然而更为深刻的原因还在于父子之间的政见不同。

首先，文治与武嬉不同。

唐太宗执政以来，标榜以文治国，尊贤礼士。

而承乾毫不理解唐太宗的崇尚文治，也不懂储君守成重在守文的道理，一味地嬉戏废学。

贞观十三年以来，嬉戏愈演愈烈，发展到嗜好突厥的尚武风习。

“造五狼头纛，分戟为阵，系幡旗，设穹庐自居，又襞氈为铠，与汉王元昌分统，大呼刺击为乐。”

由嬉戏而武嬉，由武嬉而乱国。

说什么“使我有天下，将数万骑到金城，然后解发，委身思摩，当一没，顾不快邪!”

“思摩”

即阿史那思摩，是突厥阿史那部落的酋长；“设”

者，即突厥酋长部下的职称。

武德年间思摩入唐，赐姓李氏。

承乾表白自己有朝一日身为天子，却甘心屈居思摩麾下当一蕃将头领，岂不荒谬。

当唐太宗以“天可汗”

统率诸族君临天下时，承乾却与乃父背道而驰，津津乐道“偃武修文”

的唐太宗当然不爱武嬉乱国的承乾作他的后继者。

其次，纳谏与拒谏不同。

唐太宗即位后，大力倡导纳谏，并以己能纳谏也希望太子象他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