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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王李治（第5页）

都是职衔宰相，因人而设以示特殊恩宠的举措，说明唐太宗此时早已虑及自己死后辅佐李治的人选了。

除了精选师傅、盛选重臣辅弼太子外，唐太宗还从以下两方面采取了改进教育的措施。

第一，他亲自随时教李治。

如“尝令太子居寝之侧”

，以便朝夕相见，频加教导。

同时，他改变了教育的方法。

过去经师充任太子侍讲，多从抽象的经义出发，讲的仅是经书内容，方法是照本宣科。

唐太宗改变这种教条教法，采取经义结合民间利病之事进行君教育，是采取“遇物必有诲谕”

的生动教学法。

如当李治端起饭碗时，对他指点“稼穑艰难”

的道理，接着进而告诉他为了“常有此饭”

，必须“不守其时”

，从平凡的家常饭中引申出重农政策。

见李治乘马，问他如何才能常有马骑?李治说自己不知时，他开导“不尽其力，则可以常有马也。”

唐太宗比喻劳动人民的主人**的奔马，反映了他奴役人民的意识，当然不对，不过，主张君少用民力来看，也透露了他存百姓必存自身的剥削有节的君道观。

见李治乘船的，又借喻了舟与水、君与民相依相存的道理。

唐太宗抓住日常衣食住行的生活锁事，寓以深刻的为君治国哲理，教育方法生动活泼，易于收效。

第二，唐太宗还通过书面方式总结自己的统治经验，进行教育。

贞观二十二年，他亲撰《帝范》十二篇，从《君体》《建亲》《求贤》《审官》《纳谏》《去谗》《戒盈》《崇俭》《赏罚》《务农》《阅武》《崇文》等篇目来看，是想系统地总结自己君临天下的统治经验，颁赐太子李治，作为他即位时效法的榜样。

正如他在《帝范后序》中说：“此十二条者，帝王之纲，安危兴废，咸在兹焉。

古人有云：非知之难，惟行之不易。

行之可勉，惟终实难。”

唐太宗以抓帝王之纲的成功经验，谆谆善诱李治，要他知行合一、善始慎终。

为此，他又在《帝范序》中告诫李治必须居安思危、小心谨慎：战虞兢兢，若临深而驭朽；日慎一日，思善始而令终。

并郑重地指出：“修身治国，备在其中。

一旦不讳，更无所言矣。”

唐太宗在这份留给李治的政治遗言中，对自己进行了恰如其分的评价，认为自己并非“尽善尽美”

的全人，而是一个功大于过，益多于损的君主，告诫李治勿以他的“深过”

而法之。

教育李治学他的长处。

不失有识之见。

总之，唐太宗之所以精心培养太子，目的是为保证“贞观之治”

政策的延续下去，不至于中断。

任何一个封建统治者寻找自己的接班人，都会考虑已行的政策的继承性问题，唐太宗当然也不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