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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王李治（第6页）

贞观二十三年，他病情恶化、处于弥留之际时，特召长孙无忌、褚遂良、李劫三人面托后事，对他们说：卿等忠烈，简在朕心。

昔汉武帝寄霍光，刘备托诸葛，朕之后事，一以委卿。

太子仁孝，卿之所悉，必须尽情辅佐，永保宗社。

“永保社稷”

，就要善于守成，延续太宗行之有效的政策。

前一年，他在《帝范》里对李治也提出守成的要求：“汝无我之功勋，而承我之富贵，竭力为善，则国家仅安。”

唐太宗对嗣君与辅臣的期望很深，嗣君虽然并不理想，然而辅臣却十分称职。

高宗即位初，实际执政的长孙无忌顺应民心，并贯彻太宗的“辽东和行事并停”

的遗召；立即宣布“罢辽东之役诸土木之功”

。

继续推行了贞观晚年一度中断过的休养生息政策，为继承“贞观之治”

创造了有利有条件。

永徽初，股肱大臣的政见一致，是形成政治稳定的重要因素，均田令的继续贯彻，促使经济进一步的繁荣；以诗赋取士的推行；扩大了进士科的人选；《唐律疏议》的颁发，完善了贞观法制：平定西突厥的叛乱，维护了唐王朝的统一。

这一切都说明了高宗初年在政治、文化、法律、军事方面的成果比贞观时期扩大了，故封建史家称之为“永徽之治”

，或与“贞观之治”

相提并论。

唐睿宗景云年间，一个名叫韩琬的官员上疏指出：“贞观、永徽之间，农不劝而耕者众，法不施而犯者寡，俗不偷薄，器不行麻，吏贪者士耻同列，忠正清白者比肩而立；罚虽轻而不犯，赏虽薄而劝；位尊不倨，家富不奢；学校不励而勤，道佛不惩而戒；土木质厚，裨贩费蚩。”

永徽之治正是“贞观之治”

的继续与发展，从某种意义来说，是高宗“良佐”

保持贞观政策稳定性的结果。

以此，司马光予以赞扬道：唐太宗不以天下大器私其所爱，以杜祸乱之源，可谓能远谋矣!其实，司马光此言失据，综观全局，唐太宗偏爱居多，只是发现李泰形为不端又遭重臣反对，才忍痛割爱。

当他发现李治的仁弱时，又想另立所爱。

如此动摇，正说明他溺于“私爱”

。

不过，最后还是确立以“良佐”

匡辅李治，这才不失“远谋”

。

总之，太宗晚年在长孙无忌的力争之下，终于确定李治为嗣。

高宗虽然懦弱，毕竟不是奏二世、隋炀帝之流的亡国之君，基本上是个守成嗣君，否则不会出现“永徽之治”

。

在他长达三十余年的统治期间，承太宗之勋业，把贞观盛世继续推向前进，终于实现了太宗生前严于防范的二世而灭与期望守而勿失的夙愿，从这个大局看来，高宗在历史上应有他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