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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命河汾壮志未休（第1页）

续命河汾，壮志未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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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篯的北返标志着陈寅恪对北京方面关闭了最后一道大门，也更意味着陈寅恪已决意选择一条“论学论治，迥异时流”

的路。

只是志向虽高，学问虽好，摆在陈寅恪面前的却是一个天翻地覆的新格局。

此时的“来者”

似乎不再喜欢陈寅恪的志向，更不需要他的学说，因此陈寅恪在这条路上跋涉的身影也就显得分外孤独与凄凉。

据当时在中山大学中文系担任助教的郑孟彤回忆：“解放初期，人们对古典文学有一种偏见，认为古典文学是封建主义的东西，从事古典文学研究，没有什么意义。

因此，我们系里三位助教都争着去搞现代文学或文学理论，不愿意搞古典文学。

有一天，冼教授在校道上碰见我，她主动地对我说：‘詹先生说你很爱好诗词，也写得不错，为什么你不到我们古典文学教研室来？这不是很符合你的爱好吗？’”

在冼玉清的诚恳邀请下，郑孟彤才答应到古典文学教研室工作。

这是1952年秋天间的事了。

冼玉清口中的詹先生指的是詹安泰教授。

詹安泰教授一直在努力学习马列主义的理论，下决心‘十年不读线装书’，但是在1957年“反右”

风暴一开始，就被戴上了“右派”

的帽子，“成为‘不耻于人类狗屎堆的反动派’了”

。

此种怪异现象，早在炮火硝烟刚刚散去的1950年早春，就如同核裂变一样在全国四面开花，并向神州大地每一个角落蔓延开来。

延至1955年，形势对陈寅恪更加不利。

这年9月19日，陈寅恪致史家唐长孺函，说：“寅恪于时贤论史之文多不敢苟同，独诵尊作辄为心折。”

又说：“寅恪壮不如人，老更健忘，复以闭门造车之学不希强合于当世。

近数年来仅为诸生讲释唐诗，聊用此糊口。”

用此“糊口”

是自谦，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尽管不合时宜，陈寅恪仍顽强地同时势抗争，在个人研究著述的同时，以坚忍的毅力继续“为诸生讲释唐诗”

，以实现萦绕于脑际久久不能割舍的“续命河汾”

之志。

然而，想以一己之力，秉持这种特立独行的品格和独立自由的追求，陈寅恪就注定要在这寂寞的精神世界里不合时宜地踽踽独行。

因陈寅恪双目已经失明，又多病缠身，出入不便，在校方的特许下，授课安排在寓所楼上进行。

陈家的二楼小客厅连着一条宽宽的内走廊，此处就是授课的临时教室。

在助手黄萱的布置下，靠窗边安排了十来张桌椅，正面放了一张老式藤椅，旁边安置一块小黑板，以供陈寅恪授课之用。

在这个简陋的小小讲堂上，陈寅恪展开了他胸中万壑松涛，一幅幅鲜活的历史画卷展现在弟子们面前。

据听过课的学生回忆，当时选修陈寅恪课业的同学达30多人，将二楼走廊占得满满的，有时来的人多，课桌缺少，廊上放着的饭桌也被同学当作书桌使用。

每到开课的时候，同学们早已在廊内恭候，只见一位目不能视的瘦弱老人身穿一袭长袍，天寒时犹戴上一顶瓜皮帽，身上再裹马褂，由助手黄萱或夫人唐筼从内室缓缓搀扶而出，在一把矮脚藤椅上慢慢坐下。

老人用空茫的眼神扫视自己并不可见的学生，30多双眼睛都庄重肃然地静静注视着这位鼎鼎大名的学术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