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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作哑羊辱不能忍（第2页）

尽管此前已有史学界人士隐晦的斥责过陈寅恪，但只限于史学界小圈子范围。

李春棠等人这个大字号响雷的引爆，使世人皆知陈寅恪不但不学习马列，还躲进小楼偷偷地在地下研究杨贵妃的“处女”

问题。

一时间，揶揄、讥讽、谩骂，伴随着“拳打老顽固，脚踢假权威”

等喊打之声甚嚣尘上，陈寅恪陷于欲“作哑羊”

而不能的艰危境地。

然而，更令陈寅恪感到愤怒和痛心的，是金应熙的“反水”

与“背叛师门”

事件。

金应熙是陈寅恪在珍珠港事件发生前在香港大学教过的高才生。

当年金应熙在港大读书时，显示了超卓脱拔的青春才华，颇得许地山和陈寅恪的赏识，认为他是世之罕见的可造之才，所以不遗余力的栽培扶植。

金应熙毕业后先在澳门过了几年撰稿卖文的生活，而后辗转来到岭南大学历史系任讲师，再后来成了陈寅恪的同事。

1957年“反右”

前，金应熙已“入党提干”

，成为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副主任，且是备受校党委重视和准备重用的提拔对象。

尽管如此，金应熙对陈寅恪这位“老盲叟”

仍毕恭毕敬，以恩师待之。

当“反右”

运动开始后，金应熙忽然变得热情高涨起来，直到1958年听到上头和“尊敬的郭老”

放出批陈的风声，正在北京出差的金应熙立即打道回府，悍然带头在中山大学校园内外张贴大字报，指斥陈寅恪的史学方法是“唯心主义”

和“形而上学”

，并认为这种思想是一种“反动”

。

与此同时，金应熙凭借以前掌握的陈寅恪家族与个人的大量材料撰写文章，在广东省委的理论刊物《理论与实践》上公开发表，除了追溯陈寅恪封建地主阶级的家世，说陈寅恪是在中国封建文化传统中培养起来的封建遗少之外，还引用陈寅恪的诗，上纲上线地说道：“……陈先生既然把社会主义思想错误地看成东欧的思想，他就在暗中忧虑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会‘用夷变夏’引致中国文化的灭亡。

所以他在解放后寄北京友人的诗中说：‘名园北监仍多士，老父东城剩独忧！

’这种思想，也就是陈先生在解放以来对马克思主义采取深闭固拒态度的思想基础。

我们不能不指出，这种思想在今天，比张之洞写‘劝学篇’的时候更为反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