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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匆匆更可悲（第2页）

然而这时南苑机场已经被解放军控制，南京派来的飞机无法降落。

傅作义只好在城内东单一块空地上抢修跑道，可供小型飞机起降，这条跑道成为南飞人员唯一的通道与出口。

13日，清华大学在战火中宣布停课，国共两军在附近地区展开搏杀，清华师生四散，有的入城避难，有的散往各地，多数仍在清华园“静观待变”

。

周边居民于炮火中纷纷入清华园避难，空气更趋紧张，各色人等都陷于对战争的恐惧与慌乱之中。

校长梅贻琦却不得不因学校经费枯竭，冒着炮火乘车进城筹措，临走前他对同事说提些款项明天一早赶回，想不到当晚电话得知解放军已占领北平西郊各地，清华园已落其包围圈中，师生出入已受限制，西山通西直门之大路亦遭封闭。

15日，大批解放军开始围城，梅贻琦已无法出城，遂以电话通知，请校务会议代理校务，冯友兰为主席，暂主持校内事务，并设法维护校产及师生安全。

延至19日下午，梅贻琦接到南京“抢救学人计划委员会”

将于明天派飞机在北平东单降落，并请他组织学人登机南飞的电报。

事涉紧急，许多重要事务已来不及处理，梅贻琦只能匆匆留下一封书信，将城内的清华师生托付给北大的汤用彤、周炳琳、郑天挺等人。

21日，梅贻琦率领第二批政府“抢救”

学人登机启行，据当日送行者描述，梅贻琦只带着一架手提打字机，别无长物，神情凄怆，默然登机。

在服务清华30多年岁月中，梅贻琦曾不止一次言及自己“生斯长斯，吾爱吾庐”

。

在1948年这个改朝换代、天翻地覆的历史转折时刻，作为一校之长的梅贻琦，为何置部分同事甚至中共秘密劝说于不顾，抛下清华多数师生执意南飞？向以沉默寡言、处事稳重严谨的梅贻琦本人没有留下回忆文字，只有身边的亲朋好友、同事弟子有片断的回忆可供梳理、考证、探讨。

据清华1938级校友张起钧回忆，说：“三十七年冬，共军围北平城，我侥幸得与梅贻琦先生同乘政府接运教授的飞机离北平，在这一段变乱危难的当中，我看到了梅先生崇高伟大的人格，垂为典训的风范。

真所谓是：‘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

’”

按张起钧的说法，梅贻琦离平大体经过是：由于战事紧张，北平城门关闭，梅贻琦被困城中不能回清华。

12月19日，梅贻琦得知东单操场的临时飞机场修好，南京政府飞机来接运教授。

当天晚上便和北平师范大学校长袁敦礼等学界领袖及少数进城的教授，商讨第二天南飞事宜。

鉴于胡适飞走时的混乱情形，大家主张有秩序地组织起来，由梅贻琦为主导，跑腿打杂的事则由年龄最小的张起钧担任。

同时规定裁一部分邮简，由梅贻琦、袁敦礼签字，郑天挺和张起钧盖章，算作临时飞机票，凭票登机。

计划好后，二十日清晨大家齐集北京饭店候机，由于南京有雾不能起飞，大家又在北京饭店住了一夜，二十一日中午起飞，傍晚到达南京。

其中，最令张起钧感动的是梅贻琦临难不苟的精神，他说：在梅先生离平的前几天，我偶然去看胡适之先生，恰好知道胡先生即将搭乘政府来接的专机离北平。

于是告辞回家，默祝胡先生的顺利成行。

傍晚获知：由于共军的炮火控制了南苑飞机场，胡先生一行并未能成行，这是十二月十四日的事，那时清华的敦福堂教授逃进城来，住在我家，我们忽然想起梅先生也正在城里候机离平，何不通一消息，使梅先生与胡先生一起飞出围城？于是敦先生便马上打电话给梅先生。

凡是那时身在围城中的人，当可知道大家是如何焦急的渴望离开这围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