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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匆匆更可悲（第3页）

尤其长春围城的惨状，大家谈虎色变。

假如北平的战事继续下去，则其情形将不堪设想。

何况还有政治立场的问题。

因此在敦先生预料：梅先生闻讯后一定大喜若狂，立即行动，哪知梅先生在听到此事，并弄清这架飞机并不是接他之后，他竟无动于衷，一如平日缓和低沉的声调，说是他不预备去。

虽经敦先生一再告以时局的危急，错过这架飞机，可能不会有机会，但他始终若无其事的谢绝了这建议。

后来政府接梅先生和各位教授的飞机来了，他才把一切事安排妥贴后，从容不迫的提着一架打字机，拿着两本书走上飞机。

最后，张起钧说道：在这一幕前因后果中，我亲临其境，我深深地受到了感动，也深深地体会到梅先生的高风亮节。

但可惜我不能把我这意之所会，传诸于言。

这并非纯由我的笔笨，而是当时还有许多相关的事件与情势，只有在这些事件的情势的陪衬中，才能了解其意义。

若是摒弃背景，脱空而言，不仅挂一漏万，有失真相，并且还会由于文字的隔障，反滋歧义。

不过有一点我可以说的是：“许多人在平日装腔作势，好似高不可及，一旦遇到危急关头，便丑态百出，以求苟免，因为他内心本没有真正高贵自尊的地方。

而梅先生则是已把高贵自尊建基于本身，因此才能夷险一节，不为外境左右。

甚至在生死存亡的关头，都一直保持着尊贵不群的风格，使人顽廉懦立，肃然起敬。

——这才真是中国读书人传统的最高修养；这才不愧是一个‘人物’。”

正是梅贻琦无愧于一个“人物”

，才在昆明跑警报时从容凛然地指挥掩护师生躲避炸弹，而不像昆明联大时代某教授一样面无血色，“连滚带爬”

地丑态毕现；更不可能以堂堂的国立清华大学校长之尊，屈居于同是国立大学一校之长的胡适之下，求其走后门开舱救济，何况这其中还关乎清华命脉存亡续绝的庚款基金，尽管梅贻琦绝没有仿效当年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挟清华庚款基金以自重之心，但南京方面的官僚政客甚至最高当局，也不至于糊涂到把如此一个掌控国之重金的重量级“人物”

抛置脑后。

因而，在傅斯年主其事、以北大为主要联络点的“抢救学人”

行动中，北大校长胡适等顺理成章地抢先一步出走，南京方面再派机“抢救”

梅贻琦等人，就成为一种必然。

而梅贻琦的出走恰是于匆忙中，经过自己精心考虑之后做出的决定，而不是像某些局外人如袁随善等所言“什么都来不及就被架上飞机”

。

此点正如清华知名教授叶公超所说：“梅先生是个外圆内方的人，不得罪人，避免和人摩擦；但是他不愿意作的事，骂他打他他还是不作的。”

短短几语，已触到了梅贻琦的典型性格和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