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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流亡之路（第1页）

第十四章流亡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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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五台山的考察是中国营造学社在中国北部的最后一次野外考察，随后卢沟桥事变爆发，梁思成等人急忙绕道平绥线回到北平。

回到北平后，军队已经在他们家的胡同口挖了战壕，政府机关也已经开始疏散，撤退。

梁思成和刘敦桢曾在北平教授致政府要求抗日的呼吁书上签过名，自然不能留在沦陷区。

所以，学社决定暂时解散。

梁思成担心学社历积累的大量调査资料、测稿、图板及照像图片等会落入日本侵略者手中，于是决定把这些资料存入天津英租界的英资银行保险库中。

然而，就在他处理营造学社的这些事务时，却忽然收到一封署名为“东亚共荣协会”

的请柬。

原来，随着梁思成野外调查不断获得的惊人发现，以及一系列高水准调查报告的发表，早已奠定了他在中国建筑学界执牛耳者的地位，被日本人列为重点关注的中国学者。

这时，由于政府的不抵抗，北平已经沦陷了，如果不想当汉奸，就必须离开。

于是，在一个天色朦胧的清晨，梁思成和林徽因叫醒还睡得迷迷糊糊的两个孩子，搀扶着行动不便的老娘，离开家门登上了开往天津的长途汽车。

他们扶老携幼，身背行囊，在从北京到长沙数千里路的流亡途中，遭遇了无数的痛苦和磨难，这一点从梁再冰的回忆中可以窥见一二。

梁再冰说：“一九三七年九月，父亲带领我们全家经天津、青岛、济南、徐州、郑州、武汉到达长沙，在火车站附近租了两间房子住。”

这是一所灰砖楼房，房东就住在楼下，后面有一个狭窄阴暗的天井。

这同我们在北平住的那个院子中有丁香花的四合院相比，差别自然很大。

父亲和母亲立即开始学习烧饭洗衣等家务劳动。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们对于生活水平的明显下降毫不在意，而是带着兴奋和愉快的心情来迎接这种变化的。

使我更难忘记的是父亲教我们唱《义勇军进行曲》时的情景。

那时，父亲的许多老朋友们也来到了长沙，他们大多是和北大的教授，准备到昆明去筹办西南联大。

我的三叔梁思永一家也来了。

大家常到我们家来讨论成局和国内外形势，晚间就在一起同声高唱许多救亡歌曲。

“歌咏队”

中男女老少都有，父亲总是乐队指挥，我们总是从“起来！

不愿作奴隶的人们！”

……这首歌唱起，一直唱到“向前走，别退后，生死已到最后关头！”

那高昂的歌声和精神，至今仍像一簇不会熄灭的火焰，燃烧在我心中。

一月下旬的一个下午，突然有大批日机来轰炸长沙。

由于事先没有警报，父亲竞以为是中国飞机来了，用手遮额跑到阳台上去看，直到炸弹在他眼前落地起火才跑入房中抱起了八岁的我，而母亲则抱起五岁的弟弟，并搀扶着外婆下楼。

这时门窗已震垮，到处是玻璃碎片。

我们走到楼梯拐角处，第二批炸弹落下，墙上砖头向外飞出，妈妈被震下几个阶梯，落到院中。

等我们出门跑到大街上时，飞机再次俯冲，炸弹第三次呼啸而来，父亲这时估计我们一家人可能“在劫难逃”

了，但这批炸弹竟没有爆炸。

当晚，我们无家可归。

张奚若伯伯把他们租来的两间屋子让了一间给我们，他们全家五口则挤在另一间里。

我们的东西后来都是从泥土瓦砾中掘出来的。

在这次轰炸后不久，我们就离开了长沙前往昆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