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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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流亡之路（第2页）

父亲是北方来的这批知识分子中第一个去昆明的。

当时同路没有任何熟人，一家人颇有孤单之感。

但是，父亲并没有丝毫犹豫。

我们是坐公共汽车走的。

开始几天还比较顺利，湘西群山风景如画，常德、沅陵一带的山光水色和黄果树的大瀑布都很引人入胜。

我们每天早上起床后，父亲很快地就把铺盖卷打起来了，晚上汽车到站后他立即同妈妈一起飞奔着去找那些小客店，让我们坐在行李上照顾晕车的外婆。

在离开北平前，父亲就常常背痛，医生诊断他患了脊椎间软组织硬化症，并为他设计了一副铁架子“穿”

在衬衣里面以支撑眷骨。

在旅途中这当然加重了他的负担，但父亲并不把这放在心上。

当我们经过湘跨交界的晃县时，母亲突然感染了肺炎，高烧至四十度。

当时还没有抗生素和其他特效药，肺炎是很可怕的病。

县城中没有医院，旅馆拥挤而阴暗。

但父亲并不气馁，他找到同车一位留学日本又识得中草药的女医生，请她替母亲治疗，根据她开的处方给母亲煎中药服用，使母亲在两周后退了烧。

每天下午，他还带弟弟和我到小河边去“打水漂”

，我记得他投掷的石子总是飞得很远，有时能跳跃一、二十下。

晚上他教我们看地图，帮助我们认识自己走过的路，所以至今我还记得沿途许多地名。

后来的旅途中，汽车经常“拋锚”

。

有一次，车开到一个地势险峻的大山顶上后，突然站住不动了。

当时已是十二月份，气候很冷而且天色已晚。

大病初愈的母亲快冻僵了。

听说这一带常有土匪抢汽车，乘客们都很害怕。

父亲会开车也会修车，就同司机一起研究车子出了什么毛病，并根据经验把他的手帕放入油箱，发现油已用光。

但这里前不着村，后不巴店，怎么办呢？他只好同乘客们一起推着车慢慢走，突然有个村庄奇迹般地出现在路旁，使我们当晚免于露宿在荒山野岭上。

旅途无疑是辛苦的，但是梁思成坚强乐观的精神鼓舞着家人，最终平安脱险。

历尽39天，1938年1月中旬，梁思成一家终于到达了第二次流亡的目的地——昆明。

但是，过度的劳累不仅使梁思成的背脊椎关节炎症复发，还引发了牙周炎，最后只能将牙齿全部拔掉，这让他更加疼痛难忍，为了分散注意力，他竟然学会了缝补破旧的袜子。

半年的时间一晃而过，待病情稍稍好转，梁思成便为两件事奔波忙碌起来。

一是和林徽因一起受聘担任西南联大的校舍顾问，并为云南大学设计女生宿舍。

二是积极恢复中国营造学社。

对于梁思成这样优秀的建筑学家来说，设计大学校舍本来易如反掌，但是这次他却遇到了空前考验，因为西南联大的经费少得可怜，根本不足以建造现代化的校舍，所以他不得不把设计方案改了一遍又一遍，最终高楼变成了矮楼，矮楼变成了平房；

当他们将设计方案修改了五遍后，竟被校方告之，除了图书馆的屋顶可以使用青瓦，部分教师和校长办公室的屋顶可以使用铁皮外，其他建筑物一律以茅草覆顶，换句话说，绝大部分校舍最终都要建成茅草屋。

不仅如此，土坯墙也得改为黏土打垒，砖头和木料的使用也必须再次削减。

闻听此言，一向斯文儒雅的梁思成再也克制不住情绪，怒气冲冲地冲着自己敬爱的老校长梅贻琦先生一通大吼，他说：“一个普通农民都能盖茅草房，请我梁思成干什么啊？！”

然而发泄完情绪后，梁思成却后悔了，因为作为一位声名显赫的教育学家，难道梅贻琦就不希望建设现代化的校舍吗？难道他就愿意将由清华、北大、南开三所名校组成的西南联合大学建设成茅草屋大学吗？当然不是，但是国难当头，全民抗战，学校能够维持运行已属万幸，哪里有多余的经费从事基本建设！

为了弥补对恩师的愧疚，梁思成默默拿起设计方案继续修改，直到校方有能力实施为止。

在设计校舍的同时，刘敦桢、莫宗江、陈明达等中国营造学社的骨干成员也陆续来到昆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