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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科举制与社会公正（第6页）

作为一个兼具创业与守成之长的杰出政治家，李世民深知其中的道理——一个王朝如果能够向社会各阶层、尤其是平民阶层普遍开放上升之阶，并且最大限度地获得平民阶层和读书人的归属感与政治认同，最终整合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尽可能实现社会公正，那么这个王朝必将因此打下一个长治久安的坚实基础。

贞观中期，李世民有一次目睹新科进士鱼贯而出的盛况，情不自禁地发出这样的感叹：“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

（《唐摭言》）

二百年后的唐文宗开成年间，诗人赵嘏也对贞观时代所确立的科举制发出了由衷的赞叹：“太宗皇帝真长策，赚得英雄尽白头！”

（《国史补》）

钱穆先生说：“科举制度显然是在开放政权，这是科举制度之内在意义与精神生命。

汉代的选举，是由封建贵族中开放政权的一条路。

唐代的公开竞选，是由门第特殊阶级中开放政权的一条路。

唐代开放的范围，较诸汉代更广大，更自由。

所以就此点论，我们可以说唐代的政治又进步了。”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科举制作为一种具有显著优越性的选官制度，一经奠定便被历朝历代所继承，从而对隋唐以后的中国历史产生了无与伦比的深远影响。

一直到公元1905年被废除为止，它在中国历史上存在的时间长达一千二百多年。

一种制度的生命力能够如此长久，足见它在诞生和确立之初，一定有着极大的合理性与超前性，才能被历朝历代的百姓、士人和统治阶层所信受奉行。

然而，时代毕竟是不断发展的，无论再好的制度也会在历史的变迁中生发出种种流弊。

尤其到了近代，当中国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变局”

时，日益僵化的科举制再也无法适应急剧变化的社会需求，终于在举国上下的口诛笔伐中寿终正寝，退出了历史舞台。

然而，谁也没有想到，短短八十年后，当改革开放的中国人通过借鉴西方的文官制度，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建立了公务员考试制度之后，他们却不无惊讶地发现——这套“先进”

的西方制度居然是渊源于中国。

原来西方文官制度的鼻祖，恰恰就是中国古代的科举制。

历史真是充满了吊诡！

1983年，美国人事总署署长艾伦·坎贝尔应邀来北京讲学，他所讲的第一句话就是：“当我被邀来中国讲授文官制度的时候，我感到非常惊讶。

因为在我们西方所有的政治学教科书中，当谈到文官制度的时候，都把文官制度的创始者归于中国。”

很多西方学者认为，科举考试制度是中国在精神文明领域对西方和世界的最大贡献之一，是堪与物质文明领域中的四大发明相媲美的贡献。

为此，西方人把科举制视为“造纸术、印刷术、火药、指南针”

这四大自然科学发明之外的“第五大发明”

。

对此，今天的中国人感到既惊讶又困惑：为什么早在20世纪初就被国人视为传统糟粕并弃之如敝屣的科举制，居然成了西方文官制度的鼻祖，并且备受推崇呢？

而更加让人感到讽刺的是——时隔八十年后，它居然又被我们自己如获至宝地“学习和引进”

了回来！

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发生的？

科举制为什么会有这么强大的生命力？

西方人对它如此青睐、推崇备至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中国科举制度对西方产生的影响可以追溯到16世纪后半叶。

最早向西方介绍中国科举制的是葡萄牙的两位传教士：克鲁兹和胡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