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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1章天理人欲百家争鸣九（第1页）

第51章天理人欲百家争鸣（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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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孝宗淳熙年间，发生了一起牵涉朱熹、唐仲友与歌伎严蕊的著名公案——朱唐公案，其本质是南宋学术派系之争与地方监察权博弈的产物，严蕊作为卷入其中的弱女子，因一首《卜算子》词留名后世，更让事件被赋予了理学家迫害才女的戏剧色彩。

朱熹与唐仲友的矛盾核心并非私人恩怨，而是深层的学术与政治立场分歧。

朱熹是程朱理学的集大成者，主张存天理灭人欲，强调道德自律；唐仲友则属于事功学派，主张事功之学重视经世致用，两派在学术理念上针锋相对。

淳熙九年（1182年），朱熹以提举两浙东路常平茶盐公事身份巡查地方，拥有监察地方官员职权，而唐仲友时任台州知州，正是朱熹的监察对象。

朱熹抵达台州后，很快对唐仲友展开弹劾，罗列其贪污受贿、役使百姓、私通歌伎等八大罪状，其中直接牵涉严蕊的指控是唐仲友与严蕊有不正当关系，且利用职权为其脱籍。

严蕊当时是台州知名官妓也称营妓，兼具姿色与才华，常受邀参与地方官员的宴饮应酬，唐仲友曾以红白桃花为题命其赋词，严蕊即席吟出“道是梨花不是，道是杏花不是”

的名句，这成为朱熹弹劾的重要筹码。

根据宋朝律法，官员可以召官妓歌舞陪酒，但不得私侍枕席（不能发生性关系）。

朱熹认为唐仲友与严蕊有私情，已触犯律法。

朱熹随即逮捕了严蕊，试图从她口中撬出唐仲友宿妓罪证。

然而，尽管在狱中被严刑拷打（史料记载再痛杖之、一再受杖），严蕊却始终不肯诬陷唐仲友。

她说：“身为贱妓，纵是与太守有滥，科亦不至死罪。

然是非真伪，岂可妄言以污士大夫！

虽死不可诬也。”

我身为卑贱营妓，纵然真的与太守有私情，按律也不至于判死罪。

但是是非真假，怎么能胡说八道来污蔑士大夫，就算打死我，我也不能诬陷他。

朱熹连续上了六道奏折弹劾唐仲友，罪名远不止宿妓这一条，还包括贪赃枉法、催税残暴、蓄养爪牙、伪造官会（货币）等八大罪状。

其中关于严蕊，朱熹的指控是：唐仲友与严蕊确有私情，并曾授意严蕊为自己冒充的侄女骗取嫁妆。

也就是说，在朱熹看来严蕊是唐仲友违法乱纪的同案犯，而非无辜的受害者。

宰相王淮（唐仲友的同乡兼姻亲）将朱熹的前三道弹劾状压了下来，没有上呈皇帝，隐秘不让他人听闻。

吏部尚书郑丙、侍御史张大经此时又站出来举荐唐仲友，唐仲友并未受弹劾影响，反而升迁为江西提刑。

案子僵持不下之时，朱熹被调任。

后来，张诏接任，他同情严蕊遭遇命她作词自陈。

严蕊当口说出首著名的《卜算子》：

不是爱风尘，似被前缘误。

花落花开自有时，总赖东君主。

去也终须去，住也如何住！

若得山花插满头，莫问奴归处。

词意：我并非生来就喜爱风尘生活，一切都是前世因果。

我的命运如同花开花落，全靠东君您来做主。

我终究要离开这牢狱，但回去营妓的生活又如何能忍受？如果有一天我能头插山花，过上普通妇人的生活，请您不必问我要去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