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饥饿的阴影19591961 上篇（第2页）

你看看西贝，瘦成什么样了！

手上烂的！

二妹的药……都快断顿了！

你心里除了你们西家，还有没有这个家？！

有没有我们娘几个？！”

父亲会沉默，那沉默比争吵更让人窒息。

然后，他的声音会陡然提高，带着被挑战的怒意，更多的是一种用大道理筑起的防御工事：“孙兰同志！

注意你的立场和觉悟！

我是长子！

我能眼睁睁看着爹娘兄弟饿死？！

在老家，这是要被人戳断脊梁骨的！

我们生活在城市，有国家定量，有组织保障，比乡下那些啃树皮、吃观音土的群众，不知道好了多少倍！

这点困难都克服不了，这点觉悟都没有吗？！”

大局，群众，党性，长子责任……这些庞大、坚硬、庄严的词汇，像一块块从天而降的、冰冷的花岗岩，不仅砸得母亲脸色惨白，嘴唇哆嗦，再也说不出话，也把西贝心里那点微弱的、属于孩子的困惑与不满，砸得粉碎，碾进尘土。

她不止一次看见，母亲在深夜，独自站在狭窄的阳台上，对着窗外吞噬一切的、没有星光的黑暗，肩膀无声地、剧烈地耸动着，仿佛要把五脏六腑都颠簸出来，却没有一滴眼泪流下来——或许，连流泪也成了一种需要节省水分和能量的、不必要的奢侈。

那个在单位里还能维持着干练利落表象的妇女主任，在家里，在“长子责任”

和“党性大局”

这两座无形却重逾千钧的大山夹击下，在日益逼近的饥饿与对远方父母无能为力的愧疚中，被挤压得形销骨立，眼里曾经偶尔闪过的、属于知识女性的光彩，一点点熄灭，只剩下深不见底的疲惫与空洞。

而母亲孙兰自己的娘家，那个同样在北方乡下、在灾荒最核心的旋涡中挣扎的家，却成了这个家里一个沉默的、疼痛到不能触碰的禁区。

西贝隐约知道，姥姥姥爷都还在，但母亲几乎从不主动提起，也极少往家里寄东西——不是不想，是不能，更是无力。

每次父亲把他那“长子”

的责任与愧疚，化成一张张珍贵的全国粮票、一叠叠省吃俭用攒下的活命钱，寄往他那有十几口人嗷嗷待哺的“大家”

后，西贝这个小家本就紧绷到极限的经济，就要在饥饿的深渊边缘再滑落一大截。

母亲的工资要填补这个仿佛永远也填不满的无底洞，早已所剩无几，捉襟见肘。

而她自己的父母，又偏偏是那种把尊严看得比性命还重的硬骨头，写信从来只报平安，字字句句都是“都好”

、“别惦记”

、“千万别浪费钱寄东西，我们够吃”

。

母亲在灯下摩挲着那些越来越薄、字迹越来越潦草无力、间隔越来越长的“平安信”

，眼圈总是红的，手指颤抖，仿佛能透过纸背，触摸到那份沉重的、报喜不报忧的绝望。

就在这内外交困、饥饿像瘟疫般在神州大地无声蔓延、吞噬生命的1959年深秋，西贝的姥姥，竟然拖着那副早已被饥饿和思念掏空了的身子骨，像一片秋天的落叶，飘摇着，来到了上海。

那天，西贝正蹲在冰冷的水泥地上，面前是一个大的搪瓷洗衣盆，里面泡着一家子带着汗馊、补丁和营养不良气味的衣物。

她用力搓洗着，手指在冷得刺骨的水里早已泡得红肿溃烂，新裂的口子渗着血丝，每一次用力，都带来钻心的疼痛。

一个怯生生的、虚弱得几乎要被穿堂风吹散，却又带着刻入骨髓的、浓重到让她瞬间血液凝固的掖县口音，在身后迟疑地响起：“妮儿……是西贝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