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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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暴眼19661971（第1页）

田林家属院那个曾经充满零星笑声和短暂温情的大阳台，在1966年夏天到来时，仿佛也骤然失去了颜色，只剩下水泥的灰白和一种无形的、紧绷的压抑。

日子并没有因为饥饿阴影的略微退去而变得轻松，反而被一种更喧嚣、更狂热、也更令人不安的巨大噪音所吞噬。

这噪音来自高音喇叭里永不停歇的激昂口号，来自街头巷尾骤然多起来的、刺目的红色标语，也来自每个人心里那份无法言说的恐惧与茫然。

西贝额头上那道川字纹，在动荡不安的空气里，仿佛又深凿了几分。

她已经十五六岁了，身量抽高了些，但因为长期的体力消耗和营养不足，依旧瘦削得像一根被风刮得微微打晃的芦苇，只是这根芦苇的芯子里，是越来越硬、越来越沉默的质地。

家里的日子，在父母都身居领导岗位的光环与随之而来的巨大风险中，维持着一种如履薄冰的平衡。

偶尔，会有穿着中山装或旧军装的客人来访，提着用网兜装着的、不多的几个苹果或一包点心。

谈话总是关着门，声音压得很低。

父母会礼貌地送客，那些礼物通常被母亲孙兰不动声色地收进里屋，很少会立刻拿出来分给孩子们。

避嫌，是这个家庭新学会的、必须遵守的生存法则之一。

弟妹们似乎并不太在意这些，他们在父母的荫庇和西贝的羽翼下，依然保留着一些属于孩子的、对外貌的天然骄傲。

二妹和小妹出落得越发清秀，大眼睛，双眼皮，高鼻梁，小巧的脸盘，是那种走在学校里会让人多看两眼的漂亮姑娘。

当姐弟四人难得一起走在路上时，常常能收获不少或明或暗的打量目光。

那目光里，有对二妹小妹容貌的欣赏，有对弟弟这个家中独子地位的隐约了然，也有落在西贝身上时，那种短暂的停顿和一丝不易察觉的困惑——这个姐姐，似乎没有完全继承父母外貌上的那些“优点”

，她的脸更方正，眉毛更浓，眼神也更硬，是另一种截然不同的、带着棱角的、甚至有些过于“大气”

的长相，站在弟妹身边，总有一种微妙的、格格不入的抽离感。

西贝能感觉到那些目光，但她不在乎，或者说，用更深的沉默把自己包裹了起来。

美或丑，在生存和恐惧面前，显得那么微不足道。

父母的心思，显然更多放在他们认为“有出息”

的孩子身上。

二妹成绩好，身体虽弱，却被寄予了“考大学、有前程”

的厚望。

母亲孙兰谈起二妹的未来时，眼里会有难得的光亮。

而对西贝，他们似乎早已默默达成了共识——这个女儿，能干，能扛事，是家里的支柱，但也仅此而已了。

他们对她的学业从无要求，对她的未来似乎也毫无规划，仿佛她生来就是为了承接这个家的重担，然后沿着一条看得见的、辛苦的轨迹走下去。

西贝自己，对书本也的确提不起太大兴趣。

课堂上的知识，远不如排球扣杀那一瞬的畅快，也不如算计着如何用有限的粮票让全家吃饱来得实在。

她的大部分精力，被学校的训练、永远也做不完的家务，以及心底那处永不愈合的暗伤占据着，分不出更多给那些遥远的、虚无缥缈的“前程”

。

弟弟，那个小时候像块橡皮糖一样黏着她的跟屁虫，如今个子蹿高了不少，有了少年的模样，但偶尔还是会下意识地依赖她。

日子是苦的，是提心吊胆的，但孩子的心总能在缝隙里找到一点点甜。

一个咸鸭蛋，母亲会仔细地切成匀称的六瓣，每人一瓣，用筷子尖小心地挑着吃，咸香的味道在舌尖蔓延，能让一顿清粥也显得有滋有味。

大夏天，如果母亲难得地批下几分钱“冷饮费”

，四个孩子就能分到两根白糖棒冰。

西贝总是那个负责“执法”

的人，用菜刀背小心翼翼地敲成四截，分给大家。

舔着那沁凉甜润的冰碴子，听着弟妹们满足的咂嘴声，那一刻的欢笑声是真实而脆弱的。

最快乐的莫过于母亲偶尔提回两个墨绿色滚圆的大西瓜。

那简直是家庭的节日。

围坐在擦拭干净的饭桌旁，看着父亲手起刀落，“咔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