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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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八章 团聚（第1页）

大都会的11度瓶回来那天，西安下着小雨。

陈默开车，陆时衍和苏砚之去机场接。

美方的护送专员是一位四十多岁的女性研究员，华裔，姓陈，普通话带着台湾口语。

她在交接文书上签字时，手指微微发抖。

“这件瓶子在大都会展了七十多年。”

她将转运箱的钥匙交给老周，“我小时候跟我父亲去博物馆，他指给我看，说这是宋代的耀州窑，是最好的青瓷。

后来我学了艺术史，进了大都会，负责的第一件藏品就是它。

每次经过它，我都会想起父亲。”

她顿了顿，“今天它回家了，我父亲在天上一定看到了。”

老周打开转运箱，将11度瓶取出来放在工作台上。

瓶身完好，青釉温润，缠枝牡丹的刻花在修复灯下层层舒展。

瓶腹内侧，三组短线刻纹清晰可见——偏移11度。

霍仲年1939年卖掉它时，在圈足内侧刻了“霍”

字。

那个“霍”

字被高分辨率镜头放大过无数次，此刻就在苏砚之眼前。

起刀轻，收刀重，横平竖直，和他在族谱最后一页写的“留待后来”

是同一种手。

卖掉这件瓶子时他一定看了它很久，然后翻过来，在圈足内侧刻了自己的姓，把它交给了美国古董商。

“暂寄，他日当有人来取。”

美国古董商记住了，在给大都会的发票上注了一笔。

大都会记住了，展了七十多年。

陈女士的父亲记住了，指给女儿看。

陈女士记住了，亲手把它送回来。

每一个经手的人都记住了那句话。

吉美的14度碗、柏林的17度盘、荷兰的20度盏在随后几个月里陆续抵达。

每次交接，老周都在登记表上记下护送人的名字。

高桥、林怀安、大都会的陈女士、吉美的贝特朗先生、柏林的瓦格纳博士、荷兰的范德费尔登女士。

六个人，六种母语，同一件事。

最后一件回来的是瑞典的19度壶。

护送人是东方博物馆的馆长埃里克森先生，七十多岁，头发全白了。

他用瑞典口音的英语说，这件壶是他祖父1939年在上海从霍仲年手里接过来的。

祖父是传教士，在中国待了二十年，1946年回国时把壶捐给了东方博物馆。

“祖父临终前对我说，那件壶是寄存的，将来有人来要，一定要还。

我等了五十年，等到了。”

老周将19度壶放在工作台上，和其余十六件刻纹器物并排。

十七件全部到齐。

3度到21度，从青釉瓶到20度盏，从省考古院到奈良、伦敦、纽约、巴黎、柏林、斯德哥尔摩、阿姆斯特丹，再回到省考古院。

霍仲年1937年到1939年间亲手卖掉的七件器物、藏在国内的十件器物，在分离八十多年后全部团聚在这间库房里。

苏砚之从口袋里取出青釉茶盏，放在十七件器物的正前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