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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斯看着鲍尔,鲍尔看着汉斯。
汉斯点了点头,然后他重新坐下了,双手放在膝盖上,面朝前方,不再看任何一个苏联人。
翻译员愣了一下,然后把鲍尔的话翻给了苏联军官。
房间里安静了大约五秒钟,然后苏联军官用俄语吼了一句什么,鲍尔被推着轮椅带出了房间,门在他身后重重地关上了。
从那天起,苏联人再来盘问任何关于德国的事情,人员,设施,军事部署,逃亡路线,汉斯都不说了。
他们试过各种方式,翻译员换了三个,审讯官换了两个,问题从德语换成了俄语再换回德语。
汉斯听得懂的他不说,听不懂的他也不说。
但他不是完全沉默,如果苏联人问他要不要喝水,他会说要。
如果他们问他想吃什么,他会说他想吃烤肉。
如果看守问他要不要去院子里走走,他会说好。
鲍尔说的是“关于德国的事”
不许说,吃饭喝水散步不是关于德国的事。
苏联人很快发现了这个区别,他们试过把日常问题和审讯问题混在一起问,“你今天想吃什么?顺便问一下,尼可拉斯最后一次和你联系是什么时候?”
汉斯会回答第一个问题,然后第二个问题闭嘴。
这估计把苏联人气得要死,但也让他感觉非常有趣。
接下来的三个月,他的食物配给被减少了,散步的权限被取消了,他只能待在房间里,看着窗外的松树,没有人来解释为什么。
后来食物恢复了,散步的权限也还了回来,但再也没有人来问他任何关于德国的事了。
审讯室的灯关了,翻译员也暂时不来了。
他猜他们大概不敢再找别人来试了,鲍尔的命令已经堵死了那条路,再来一条矛盾的命令,谁也不知道会怎样,而且打坏了他也没有备用的。
他们换了一种方式,不再问,改为看,只是不需要他开口了。
苏联人也要抽他的血,他们更直接,更粗暴,也更唯物主义。
和在毛特豪森不同,这里没有人替他拦着,他们想抽多少管就抽多少管。
刚到的头两个月,几乎每隔两三天就来一次,每次十管以上。
有一次抽完血站起来的时候,他眼前一黑,身体晃了一下,他扶住桌子。
这种感觉他从来没有过,他的身体一直很好,几乎不会生病,更不会头晕。
但连着抽了这么多次之后,他开始在站起来的时候感觉天花板在转,然后他干脆先坐下了。
在那之后的一次抽血,军医在抽到第八管的时候停下了,他看了一眼旁边站着的军官,军官摇了摇头,军医拔了针。
汉斯觉得奇怪,之前他们从来不会只抽这么点。
当天的饭里多了一块东西,深红色的,软塌塌的,腥味很重,牛肝。
汉斯闻了闻,确认不是变质的肉,然后吃了,不太好吃,但他不挑。
之后的每一顿饭里都开始出现这种东西,有时候是牛肝,有时候是一杯深色的液体,味道像铁锈水,汉斯猜他们往里面加了什么,他没有问,反正苏联人应该不想毒死他。
他没有向苏联人抱怨,但他开始在抽血之前把能吃的东西全部吃完,吃饱了之后抽血就没那么不得劲,他以前说过,人不舒服多吃点饭就好了。
抽血的频率慢慢降下来了,变成每周一次,再后来是每月一次,但从来没彻底停过。
他们还检查了他的口腔,耳朵,全身,拍了X光,每一次检查都有人拿着本子在旁边记录。
他们看他的眼神不一样,以前德国医生看他的时候,眼睛里有好奇,也有一丝小心翼翼的敬畏,这些苏联人没有敬畏,他们看他就像看一块肉。
有一次一个科学家当着他的面说了一段话,翻译就在旁边。
“你不是什么神圣的象征,你只是一种高级的寄生生物。
你寄生在德国的集体潜意识和国力上,吸食他们的狂热来维持你的形态,现在你的宿主死了,你就像一条离开了狗的跳蚤,除了等死什么都做不了。”
汉斯听完翻译,没有愤怒,他甚至觉得这个比喻有一种冰冷的精确感和幽默感。
“也许你说得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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