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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第1页）

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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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是一门大学问，中国古代的史学更是如此，以至于我国著名史学家梁启超直言：“中国古代，史外无学，举凡人类智识之记录，无不丛纳之于史，厥后经二千年分化之结果，各科次第析出，例如天文、历法、官制、典礼、乐律、刑法等，畴昔认为史中重要部分，其后则渐渐与史分离矣。”

[1]李约瑟先生也在其著作中明确指出：“事实上，在中国文化中，能被称为‘科学女王’的不是神学或形而上学，更不是物理学或数学，而是史学。”

[2]中国史学的发达既取决于对史学的重视，更取决于对史学人才培养的关注。

唐时礼部尚书郑惟忠曾问刘知幾：“自古文士多，史才少，何耶？”

刘知幾回答说：“‘史有三长：才、学、识。

世罕兼之，故史者少。

夫有学无才，犹愚贾操金，不能殖货；有才无学，犹巧匠无楩楠斧斤，弗能成室。

善恶必书，使骄君贼臣知惧，此为无可加者。

’时以为笃论。”

[3]后来，章学诚又在史学三长“才、学、识”

的基础上增加了“史德”

。

善文、炼事、断是非始终是从史者必须修炼的功课。

近代以来，史学越来越走向专业化。

史学专业化大大推进了历史学的发展，但同时也使历史学本身失去了许多宝贵的东西。

传统史学的训练模式和方法日益为人们所遗忘，只具备单一知识结构的学者很难读透综合知识结构下产生的思想。

历史工作者的培养面临严峻的挑战。

早在20世纪80年代，白寿彝先生就已经意识到了历史学人才培养方面的一些缺陷，并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我有幸认识了白先生，并受到白先生教育、指点多年，收获丰硕。

他指导我读“活书”

，鼓励我读好行政管理这部“活书”

，认为行政管理这部“活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