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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旧的东西，销路若干，略有一定，新的就没有把握了。

因此，商人不欢迎新的东西，工人亦愈无改良的机会。

（三）社会上的风气，也是蹈常习故的人居其多数，所以其进步是比较迟滞的。

至于特别著名的工业品，行销全国的，亦非没有。

则或因（一）天产的特殊，而制造不能不限于其地。

（二）或因运输的方便，别地方的出品，不能与之竞争。

（三）抑或因历史上技术的流传，限于一地，如湖笔、徽墨、湘绣等，即其一例。

近代的新式工业，是以机制品为主的。

自非旧式的手工业所能与之竞争。

经营新式工业，既须人才，又须资本，中外初通时的工商家，自不足以语此，自非赖官力提倡不可。

然官家的提倡，亦殊不得法。

同治初年，制造局、造船厂等的设立，全是为军事起见，不足以语于实业。

光绪以后所办的开平煤矿、甘肃羊毛厂、湖北铁厂、纱厂等，亦因办理不得其法，成效甚少。

外货既滔滔输入，外人又欲在通商口岸设厂制造，利用我低廉的劳力，且省去运输之费。

自咸丰戊午、庚申两约定后，各国次第与我订约，多提出此项要求。

中国始终坚持未许。

到光绪甲午和日本战败，订立《马关条约》，才不得已而许之。

我国工业所受的压迫，遂更深一层，想挣扎更难了。

然中国的民智，却于甲午之后渐开，经营的能力，自亦随之而俱进。

近数十年来，新兴的工业，亦非少数，惜乎兴起之初，未有通盘计划，而任企业之家人自为战，大多数都偏于沿江沿海。

公元1937年战事起后，被破坏的，竟达70%。

这亦是一个很大的创伤。

然因此而（一）内地的宝藏，获得开发，交通逐渐便利。

（二）全盘的企业，可获得一整个的计划，非复枝枝节节而为之。

（三）而政治上对于实业的保障，如关税壁垒等，亦将于战后获得一条出路。

因祸而为福，转败而为功，就要看我们怎样尽力奋斗了。

商业当兴起时，和后来的情形，大不相同。

《老子》说：“郅治之极，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乐其业，至老死不相往来。”

这是古代各部族最初孤立的情形。

到后来，文化逐渐进步，这种孤立状况，也就逐渐打破了。

然此时的商人，并非各自将本求利，乃系为其部族做交易。

部族是主人，商人只是伙友，盈亏都由部族担负，商人只是替公众服务而已。

此时的生意，是很难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