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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们所要的东西，哪一方面有？哪一方面价格低廉？（二）与人交换的东西，哪一方面要？哪一方面价格高昂？都非如后世的易于知道。

（三）而重载往来，道途上且须负担危险。

商人竭其智力，为公众服务，实在是很可敬佩的。

而商人的才智，也特别高。

如郑国的弦高，能却秦师，即其一证（《左传》僖公三十三年）。

此等情形，直到东西周之世，还有留遗。

《左传》昭公十六年，郑国的子产，对晋国的韩宣子说：“昔我先君桓公，与商人皆出自周。

庸次比耦，以艾杀此地，斩之蓬蒿藜藿而共处之。”

开国之初，所以要带着一个商人走，乃是因为草创之际，必要的物品，难免阙乏，庚财（见第五章）、乞籴，都是不可必得的。

在这时候，就非有商人以济其穷不可了。

卫为狄灭，文公立国之后，要注意于通商（《左传》闵公二年），亦同此理。

此等商人，真正是消费者和生产者的朋友。

然因社会组织的变迁，无形之中，却逐渐变作他们的敌人而不自知了。

因为交换的日渐繁盛，各部族旧有的经济组织，遂不复合理，逐渐遭遇破坏。

旧组织既破坏，而无新组织起而代之。

人遂不复能更受社会的保障，其作业，亦非为社会而作，于是私产制度兴起了。

在私产制度之下，各个人的生活，是要自己设法的。

然必不能物物皆自为而后用之。

要用他人所生产的东西，只有（一）掠夺和（二）交换两种方法。

掠夺之法，是不可以久的。

于是交易大盛。

然此时的交易，非复如从前行之于团体与团体之间，而是行之于团体之内的。

人人直接交易，未免不便，乃渐次产生居间的人。

一方面买进，一方面卖出，遂成为现在的所谓商业。

非交易不能生活，非借居间的人不能交易，而商业遂稳操社会经济的机键。

在私产制度之下，人人的损益都是要自己打算的，各人尽量寻求自己的利益。

而生产者要找消费者、消费者要找生产者极难，商人却处于可进可退的地位，得以最低价（只要生产者肯忍痛卖）买进，最高价（只要消费者能够忍痛买）卖出，生产者和消费者都无如之何。

所以在近代工业资本兴起以前，商人在社会上，始终是一个优胜的阶级。

商业初兴之时，只有现在所谓定期贸易。

《易经·系辞传》说：神农氏“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

，就指示这一事实的。

此等定期贸易，大约行之于农隙之时，收成之后。

所以《书经·酒诰》说：农功既毕，“肇牵车牛远服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