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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 加入共同市场（第1页）

第五节加入共同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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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出现一种主要的、但非唯一的以出口为基础的经济发展趋势。

1958年至1967年间，虽然商品和公用事业的对外贸易一直呈赤字，但外国需求的年增长率越来越高。

意大利经济体制坚定地走出受旧海关和自给自足经济捆住手脚的“小家园”

，并摆脱技术上的惰性和停滞不前，其功劳并非属于商界，而属于一些以斯福尔扎和拉马尔法为首的政界人士。

自由贸易的选择是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决定。

它也得到美国人的支持，因为他们要为自己的出口寻求较有组织的、更具活力的新的经济空间；同时，新的固定汇率制又使这一选择得以实现。

自由贸易取得了突出的经济效果，但造成了长期性的内部经济严重失调。

少数数字即可概括意大利外贸的上升趋势。

出口值（按时价计）在1951年至1960年一下跃到245%，进口上升到220%。

大约在同一时期，即1948年至1962年，意大利出口年增长率平均达到12.1%，仅次于德国，完全超过法国、瑞士、比利时和英国。

出口机制一启动，对于原料和许多辅助产品十分贫乏的意大利来说，增加进口和不断扩大向国外的销售量是十分必要的、急需的。

不仅如此。

效益最大的市场仍是高度工业化的、个人收入高的国家的市场，因而同样必须做出巨大努力来满足新产品和大众消费品的需求。

由于北部意大利重新挤入较有活力的市场网络，南方只有落人落后地区的命运（提供劳动力，提供通过食利活动和投机活动在城市中积累的资金）。

如果意大利所处的国际形势不同于“冷战”

爆发后的形势，不同于因美国全力以赴在政治和经济势力范围内大规模促进贸易关系的恢复而出现的形势，要预见意大利经济政策的方针的确并非易事。

如果——正像最近有人设想的那样——改变法西斯时期遗留下来的某些管制经济和贸易保护主义结构，集中力量大力发展生产资料生产和较平衡地发展农业的话，同样也很难说意大利经济的命运如何。

但是，战后采取了坚决反对以公共干预和结构改革为基础的或以扩大国内市场为基础的经济政策的方针，并取得了成功；之后，贸易全面自由化几乎是一种强制性的选择，也是一种前进的方向。

意大利贸易难于挤进地中海、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市场（已为英、法、美经济扩张所瓜分），各种国际制约，服务于欧美贸易交往的货币稳定过程，北方工业地区与法德的关系，加斯贝利和其他政治领导人个人的欧洲主义信念，这一切均促进了意大利加入欧洲——大西洋贸易区。

还需提出，进入国际市场的开头几步是人为的，里拉对美元汇率的贬值（从225里拉1美元贬值到575里拉1美元）是异常猛烈、非常匆忙的；这些是令人深感与出口有直接关系的部门的压力和经济利益所致。

初期，任何事物都无法阻止用税收和信贷的特殊刺激来鼓励出口。

修改旧海关方针——尽管因税制而有所缓和，至1955年保护税平均为从价税的24%——使意大利经济出现一个真正的质的飞跃，从工业发展第一阶段跃到第三阶段。

结果是：加快从国外引进大量技术先进的设备，放弃国内专业化经营，迅速压缩劳动力工资；不到几年的时间在工业结构内部造成了一系列严重的、二元化的不平衡。

另一方面，由于国外需求扩大，经济得到发展，仅仅国际支付顺差以及掌握大量流动资金就能保证取得经济活动较高指数（按照最旧的金本位制方式）。

于是一致选择货币政策为衡量全盘经济政策的唯一准则和主要工具；结果严重危害了任何加强基础设施、改善民用公用事业和调整土地等计划，危害了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