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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尼布尔Reinhold Niebuhr18921971（第4页）

时——如霍华德·奥达姆（HowardOdum）教授——他们仍然把希望寄托在将来。

他们只把社会冲突看作是一种“还未建立起更加广泛的教育原则与合作原则时”

［7］暂时用来解决问题的权宜之计。

这样，带有非强制特征与自愿接受特征的公正，以及以这种公正为特征的无政府主义，似乎明确地或含蓄地就成了相当一部分社会科学家所追求的社会目标。

现代的宗教理想主义者经常追随社会科学家的观点，赞同以一种妥协与调和的方式来达到社会公正。

许多教会领袖都喜欢强调他们的任务不是去支持劳资双方中的任何一方，而是去告诫劳资双方都应该以一种公正调和的精神彼此相待。

贾斯廷·诺·尼克逊（JustinWroeNixon）宣称：

在欧文·扬格（OwenYoung）具有远见的资本主义与拉姆齐·麦克唐纳精明的社会主义之间没有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

人类的进步取决于使扬格和麦克唐纳的追随者们都汇入这一可以调和的领域中来。

［8］

不过，非常遗憾，自从这段文字发表以来，麦克唐纳的社会主义并没有表现出特别的精明，而扬格的“新资本主义”

与老的非温和型的资本主义在经济萧条上也很少有本质的区别。

所有这些道德主义者，不管是宗教的道德主义者还是理性的道德主义者，他们最大的缺陷就是他们认识不到在所有群体的相互关系中，所有人类群体的行为和所有建立在个体私利与群体私利上的权力都具有残忍的特性。

他们不承认群体的私利对所有道德目标和广泛的社会目标的顽强反抗，必然会使他们陷入一种非现实的、含混的政治思想中。

他们或者认为社会冲突是一种不能达到道德目的的方法，或者认为社会冲突是一种将来会被更完善的教育或更纯正的宗教所取代的暂时的权宜之计。

他们不明白人类想象力的限度，不明白理性非常容易服从于偏见与欲望，不明白人类群体中非理性的利己倾向会永远顽固地保存下去，总之，他们不明白这些因素会使社会冲突在人类的整个历史过程中都不可避免；也许一直要到历史过程结束，社会冲突才会消失。

对人类德性与道德能力浪漫式地过高估计，在当代我们中产阶级的文化中甚为流行，但这种状况并不总是产生于脱离社会现状的非现实的玄想。

人们经常相当现实地评估当代的社会状况，但他们都寄希望于一种新的教育方法或宗教复兴会在将来消除社会冲突。

不过，在用中产阶级的文化分析当代的社会状况时，这种文化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相当不现实的。

这种文化认为在当代的阶级与阶级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非常明显地增长着团结与友爱。

这使人们感觉到无论是国际联盟的建立、凯洛格公约（KelloggPact）的努力，还是工业联合的计划，都是人类在道德方面与社会方面所取得的成就。

一位社会心理学家乔治·斯特雷登（GeeStratton）教授宣称：

历史上存在着的一直都是持续的、不断扩大的进步。

但是，我们的时代似乎以另外一种方式在国际关系中允诺了旧时代的结束和新时代的诞生……鉴于世界大战的严重教训，许多国家都作出了政治承诺，即明显地承认国际制裁和进一步的更有效的管辖行为。

［9］

这种在国际关系中把国际联盟作为新时代的象征来颂扬的倾向在基督教教会中也是非常普遍的，并且常常是非常专断的。

在这些基督教教会中，自由的基督教使自己产生了一种幻觉，即认为在“基督律法”

的指导下，所有的社会关系都会朝着进步的方向发展。

威廉·亚当斯·布朗（WilliamAdamsBrown）在下面的一段话中集中表达了整个自由基督教的观点。

他说：

不管站在哪个角度按照什么方式来看，追求团结友爱的社会的运动将会持续下去。

国际联盟的理想将会赢得迄今为止坚定地追求理想主义的人们的承认。

这一理想表达了所有文明人的思想，在这一理想的指导下人们将团结一致共同反对战争狂人，并共同医治社会的弊病。

在种族之间的关系中，在劳资之间的冲突中，在我们对待社会中弱者与强者的态度中，我们会逐渐产生出一种社会的良知，几十年前我们理所当然地认为是正当的事现在会使我们感到是一种无法容忍的耻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