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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尼布尔Reinhold Niebuhr18921971（第5页）

［10］

另一位神学家兼牧师尼克逊也认为：

对管理事务的领导者们来说，相信社会管理方法进步的另一个理由是因为这些领导者们已经有了在各种慈善事业与教育事业中作为理事的经验。

［11］

这种看法以一种清晰的方式表现出了自由基督教在道德上的混乱。

这些道德的导师们完全无视群体道德与个体道德之间最明显的区别，他们把只能适用于大家所公认的社会制度内的仁爱问题同只能适用于现代工业社会中握有不同权力的经济群体之间的公正问题完全混同起来。

把医治社会弊病与反对战争看作是同一范畴的主张，也表现出了同样的混乱。

我们当代的文化未能在人类的相互关系中意识到群体利己倾向的力量、程度和顽固。

在群体中的个体之间纯粹通过道德的规劝与理性的协调建立起一种公正的关系虽然是很困难的，但仍然是可能的；而要在群体的相互关系中达到这一目标则完全不可能。

因此，长期以来，在群体关系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政治关系，而不是伦理关系。

也就是说，群体关系的性质取决于每个群体所占权力的多寡，而很少取决于对每个群体的需要与要求进行理性与道德的考虑。

在政治关系中，很难明确地把强制的因素与纯粹道德和理性的因素区别开来加以定义，也不可能精确地估计理性的因素与强力的威胁在解决社会冲突中各占多大的比例。

例如，不可能知道特权阶级接受高额继承税在多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相信高额继承税是一项好的社会政策，还只是因为国家以其强力来支持这一税收政策。

因此，政治冲突在其还未白热化时，受到的是强力的威胁，而非强力的实际运用。

这很容易使一些粗心或肤浅的观察者过高地估计道德与理性的因素，并一直忽视在冲突中暗地发生作用的强制与力量的因素。

不管社会理性与道德良知在人类历史中能够增进到什么程度，也不管社会冲突的残酷性能因此减轻到什么程度，社会理性与道德良知不可能消除社会冲突。

只有当人类群体，不管是种族的、国家的或经济的群体，达到了一个仁慈理性与道德良知的新阶段，根除社会冲突才有可能。

也就是说，只有当这种仁慈的理性使人类群体像关注自己的利益一样热切地关注其他群体的利益时，只有当这种道德良知使人类群体像维护自己的权利一样强烈地维护其他群体的权利时，根除社会冲突才有可能。

既然我们已经知道了人类本性与人类想象和理性的有限性，我们就会知道只有个体才能勉强达到这种仁慈理性与道德良知的水平，而这已超出了人类社会的能力范围。

那些强调人性具有可塑性的教育家，那些渴望出现“社会化”

人的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那些全力以赴增进道德责任感的宗教理想主义者，在社会中使个体增强人性方面，在既定的社会制度内消除个体的利己倾向方面，都能起到非常有益的作用。

但在涉及必须进行激进的社会变革这一问题时，他们的意见不约而同地都表现出了混乱，因为他们没有意识到人类本性的有限性，而这一人类本性的有限性将最终挫败他们的所有努力。

后面各章的任务将是致力于分析道德资源和人类本性的有限性，探索这一人类本性的有限性在人类的群体生活中所带来的后果，最后根据确切的事实来权衡所宜采取的政治策略。

这一任务的最终目的是要找到一种政治方法，这种政治方法能够最大限度地在社会的领域内达到伦理的社会目标。

衡量这种政治方法有两个最基本的标准：（1）这种方法是否能够正确地对待道德的资源、人性的可能性以及开发利用人身上的各种潜在的道德能力；（2）这种方法是否能够考虑到人类本性的有限性，特别是表现在人的群体行为上的人类本性的有限性。

在中产阶级的世界中，在政治上表现出来的道德的幻想非常根深蒂固，使得任何对第二层次问题的强调都可能会被一般的读者看作是过分的玩世不恭。

对社会的看法与分析同产生这些看法与分析的时代特征紧密相连。

在美国，我们当代的文化仍然深深地陷入理性时代的幻想与感情用事中。

在时代的先知先觉者看来是对社会进行的分析，而在仍然信奉19世纪信条的人看来则是纯粹的冷嘲热讽与愤世嫉俗。